但女性的中央意识却在启蒙运动和高卢鸡大革命

来源:http://www.gdawj.com 作者:文学天地 人气:163 发布时间:2020-02-27
摘要:第二性 亚理斯多德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质的缺乏。毕达哥拉斯也认为,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所以叔本华告诉我

第二性
  亚理斯多德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质的缺乏。毕达哥拉斯也认为,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所以叔本华告诉我们:女性是第二性的,第二性即女人在任何方面都次于男性,若对她们表示崇敬是极端荒谬的。
  作为一个智性女人,弗吉妮亚·伍尔夫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第二性的地位,尤其厌恶她母亲所扮演的“房中天使”一类的女性,羞怯、纯洁、优雅,这一直困扰着她的创作,让她懊恼愤怒,但她自己总是不知不觉又扮演着“房中天使”的角色。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这样描述同时代的女性:“她对婚姻的顾虑影响着她的言语、思想和行为。”这种女性甘愿做第二性,并把对抗看作是愚蠢的错误,这是一群被父权规范所造就出的女性。波伏娃发现男人所谓的“女性气质”是轻浮、幼稚、软弱和无责任感,会烹饪、缝纫和持家,以及懂得怎样保养容貌,怎样显得端庄,这其实和伍尔夫所言的“房中天使”并无二致。而相反的气质,譬如过分的有胆量,过分有文化知识,过分有个性,或者过分聪明都会把男人吓跑。
  波伏娃的《名士风流》中的安娜,虽不是典型的“房中天使”,却也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女性,她是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一直在职业和家庭的正常轨道上习惯地运行。她比较少自我意识和冒险性,主要是在丈夫的活动框架内工作。不过在战后时期,安娜身上产生了与原来完全反向的自我个性的觉醒,婚外情几乎使她滑出原来的生活轨道与心理轨道。而另一个既无事业又无独立经济能力的恋爱中的女人波尔,最终还是囿于传统把整个生活献给了爱情,她在否定他人自由的同时,也使得自己失去了重心,最终导致精神崩溃。在波伏娃那里,想要自己自由也就是想要他人自由,自由也意味着令人畏惧的责任,逃避自由也是在逃避一种责任。

波伏娃继承了萨特存在主义中关于“自我”和“他者”的论述,以及精神分析中对童年影响下后天气质的影响,在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自然而然地实现男女平等的同时,否认了造成女性被压迫地位的原因是私有制下的经济处境,“男女关系与阶级关系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阶级关系不具备生理学的基础,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同于男女之间表面上看来拥有的许多‘共同利益’”。此时的存在主义女性批评者在伍尔芙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自觉驱逐内化了的“他者”意识。

  “雌雄同体”
  人类的大脑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性格特征,“双性同体”既是两性关系的理想状态,也是作家创作的最佳状态。两性之间理应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从而消弭性别对立,走向自由、平等。在心理学上,雌雄同体指同一个体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雌雄同体”这一概念由柏拉图首先提出,伍尔夫将它提升为理论。《奥兰多》其实是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的一种奇幻思考,其中也不乏她个人的生活体验,是她对雌雄同体理论的最好诠释。奥兰多的原型,是伍尔芙的好友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她出生于名门望族,是个诗人,美丽优雅风流大胆,是当时有名的“女同性恋者”。她曾为继承权卷入官司,因非男嗣而败诉。这给了作家无限的遐想,于是一个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和跨越性别的人物——奥兰多便诞生了。作家安排“同一个人”来体验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人生,结果所遭遇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小说借此嘲讽父权社会对两性角色的荒谬认定。奥兰多集男性和女性的优点于一身,同时也兼有两性各自的弱点。伍尔夫认为,由于男性和女性都具有“可悲的缺陷”,所以无论是以男人的视角还是以女人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都是不完整的,为此必须超越单一性别的界限,结合两性之长,才能对世界进行完整正确的概括。
  在17、18世纪的欧洲,女作家被当作疯子和怪物。即使到了19世纪,妇女也很少有时间、更得不到鼓励去写作,所以写作最终变成了很多智性女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伍尔夫的“雌雄同体”理论意义在于,它表达了作家内心深处期盼着男女两性的和谐统一,这有一定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依据。波伏娃也认为,“和谐这个概念是女性世界的关键之一;它意味着一种固定的完美”。就两性的合作无间和女性争取自由的生存和精神空间这两方面来说,莱辛即便不是一脉相承于伍尔夫,但她们的相似之处也是有迹可寻。《一封未投递的情书》中女主角说的话与伍尔夫非常相似:“我是艺术家,因此是男女同体。”

2、伍尔夫与女性创作

  自由女性
  《名士风流》里的纳丁娜是个极具叛逆个性的年轻女孩,她玩世不恭,对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采取嘲讽的态度,对任何有意义的事都拒不承认。纳丁娜对限制的有意冲撞,代表着她的抗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彻底自由了,这种反抗最终导致的是迷失与危机。《女客》中的伊丽莎白一直认为自己“坚强而自由”,这很让人怀疑。伊丽莎白逃避自由是通过女性的牺牲方式实现的,因为这对于她来说最容易接受。一场决裂,目的是使她自由和独立,最终却以一种像被遗弃的方式实现。《金色笔记》中的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因为没有束缚,表面看来“新女性”在职业、精神追求和两性关系上都同男性一样自由,她们可以成为习俗外的一员,但她们并没有从男人中“自由”出来,甚至也不想从男人中“自由”出来。因为她们对很多东西的态度太模棱两可,或者说非常矛盾,她们既厌倦家庭的束缚,又想享有家庭生活的幸福和谐;既想维护自己的精神自由,又害怕独自一人时孤寂和凄惶,所以没有纯粹的绝对的“自由”。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安娜和摩莉的言论焦点大多集中在对男性的忠诚,包括对婚姻家庭生活的渴望之上,她们在很多地方的言行,包括对男人的判断也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很轻视不合她们标准和趣味的男人,另一方面又不断参加交友聚会。摆脱了传统、家庭、保守势力和开明男人的压力,女人是否就一定能独立自由呢?《金色笔记》的结论是否定的,答案的寻求还是要回归女性自身。
  我想,“自由女性”之所以感觉痛苦,一个原因即在于她们的内心感觉不到自由的全部快乐,所有极力要摆脱的束缚也是她们维系安全的纽带。在莱辛笔下,自由和囚禁的对立状态在女性的经历和体验中变得互相依附,女性自由之中往往包含无形的束缚,这既形成了女性自由的悖论,又是女性获得完整身心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这种束缚可能来自男性,也可能来自社会因素,也可能是女性自身。两性之间和谐状态的达到是女性真正获得身心自由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也很关键。
  不仅在心理层面,现实中自由之于女性也存在着某种虚拟性。爱和自由是人类的两大精神需求,但是女性往往把依附于男性的所谓爱情跟自由混为一谈,活在虚幻的幸福中,或者在社会的道德禁锢中与自由失之交臂,或者以极端的性解放陷入女性自由的另一个误区。社会地位的相对弱势,使得女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依附于男性,也不得不按照男性的眼光来塑造自己。
  西方知识女性的精神求索虽艰辛也很有历史传统,早在启蒙时期一些自由主义女性就赞同这样一些基本信条如:信仰理性;坚信女性拥有和男人一样的灵魂和理智;相信教育是影响社会变迁乃至改造社会最有效的手段;认为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个体,他独自寻找真理,他的尊严取决于这种独立性;赞同天赋人权之说。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醒过人们,男女之间会永远存在某些差别,在平等中求差别的生存是可以实现的。在两性和谐的基础上,女性要获得独立自由,首先要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人生目标的确立以及自我生命意义的追求。所以,可以说自我追求是支撑一个人跨越性别文化差异的支点。艺术和文学在很多时候便可以成为这样的支点,“艺术、文学和哲学,是试图以人的自由,以创作者个人的自由,去重建这个世界”。

同样是废稿,删了怪可惜扔上来得了,法国女权运动略写了,主要是三节讲了四个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伍尔夫、波伏娃和凯特·米利特,以下为正文,配图无关:

此后70年代末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如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早期虽然都受到了波伏娃《第二性》的影响,但在赞美差异的过程中无情地批判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存在主义。此后直到1970年,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博士论文《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es》),宣告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正式诞生,将妇女运动推向了高潮。

1792年,作为早期自由主义代表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了公认的第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论著《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书中她大胆地挑战男性权威,认为在菲勒斯文化的伦理中,男性将其所认为的具有正面色彩的“理性”分配给自己,而给予女性带有负面色彩的“感性”,女性被排斥在美德之外,否认女性的道德主体性,建立起以男性为中心、为自我的表征体系和教育制度,对女性进行错误的表征,并据此对女性进行道德教育以约束其举止。玛丽认为女性愚昧而卑贱的原因正在于这种错误的教育和错误的表征。

波伏娃认为在历史社会中,男性总是处于主导地决定性地位,而女性是附属于男性的、被动着被决定的“第二性”,以及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渐成为了女人。她反对社会从传统生理学角度基于一些女性的固有生理特点,如分娩、月经后的的虚弱和相比男性平均水平体质较弱、体力较小等,而判定女性属于弱势和从属地位的方式,她认为女性是一个“形成”的过程而非“完成”的结果状态。“她(女性,笔者注)从小时候开始的全部经历和教育都深深地铭刻在心中 ,使她有一种一定要成为人们特别是男人们期望和要求她做的那种女人的‘使命’感,即 :做具有‘女性气质’的依附于男人的、被动的、服从的、客体存在的“他者” ,男性将女性作为“他者”所进行的表征只是其幻想中的女性,“观念中的女性非但不能表征现实中的女性,反而加强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属性”,而这造就了女性“第二性”的历史地位和真实处境,这是波伏娃对存在主义中“存在先于本质”这一信条的理论实践。

于是在女性主义批评第二个阶段尾声中70年代里,女性主义者逐渐实现了从对女性形象、话语的关注到对以女性为中心的创作和构建的转变,试图以一次又一次彻底揭露的方式根除女性头脑中的男性霸权文化的影子,对男性表征的抗拒达到了顶峰,并开始以解构为武器专注于消解男性的他者意识、建构女性的主体意识。

伍尔芙认为女性要摆脱男性话语对其头脑中的影响,客观地进行自我表征,就必须创造一种超越性别而适用于两性叙述的语言,必须具备一种反叛传统观念下本质主义的、克服伴随生理性别偏见的创作意识,发现人的头脑中其实应该是同时具备两性共有的性格特征,即“双性同体”。“任何一个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在伍尔夫看来 ,女性创作中穿越时空的运用以及重建女性自我 、和谐地利用头脑里男女双性的特质, 忠实地面对作为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 完整而自由地展现女性独特的创造力, 这些均被视为女性作家实现其女性价值的前提与保证”,可见伍尔芙所期待的实际是一种能够回避两种性别之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而能够超越性别达成一种平衡的话语方式。

女性创作意味着女性在进行自我表达,能够相对脱离男性的审美视角和道德约束,以自我的姿态表征自我。西方文学史上鲜有女性的身影,女性始终是被男人刻画的对象,成为“家中的天使”是男权社会对符合女性规范的赞美和愿景。一般追溯女性创作都会提到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等人,实际就已经是到了18世纪女性主体意识萌发的阶段了。

18世纪中,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席卷欧洲大陆。在启蒙运动的号召下,一时间人们都变得崇尚理性、崇尚科学,现代主义思想的萌发也掀起了从封建皇权和神权的压迫下解放人的“主体性”的文化解放运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女性与男性从事同样的工业劳动,但是薪资和地位相差悬殊,同时女性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也处于缺席状态,启蒙运动中男性思想家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似乎并不包括对女性的解放。但女性的主体意识却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号召下逐渐觉醒,为争取政治经济地位的妇女运动也逐渐兴起。

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将前一年自己在女子学院进行的以“妇女与小说”为题的演讲的两篇稿子合为一文发表,后经修改和扩充写就了《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一书。伍尔芙认为500英镑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只是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女性的自我表征仍旧急需摆脱男权社会惯性一般顽固霸占在女性头脑中的思想,这是女性进行写作的最大困难。虽然女性创作已经萌发,但是仍旧没有多少女性创作的社会空间和内外部条件,女性被拒绝在大学图书馆之外,而学术和文学等作品中关于女性的表征仍旧在男性的主宰之下充斥着对性别的歧视。在17世纪中后期,“女性创作在这一时期被大多数女性视为疯癫之举,甚至颇有文学天赋的女性也避之不及,认为写作是可笑之事”,直到18世纪之后涌现的一批中产阶级女性的创作开始以屈服的姿态进行抗争,她们隐藏身份、学习攀附男性的知识经验和表征方式,强烈的叙事和自我表征欲望使女性采用这种隐秘的方式,在文字中潜在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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