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信教群众、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团体与社

来源:http://www.gdawj.com 作者:文学天地 人气:76 发布时间:2019-12-13
摘要:面对宗教领域的这些新问题和新变化,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宗教工作领域的统战主线,并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两项任务。1991年,中共中央发

面对宗教领域的这些新问题和新变化,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宗教工作领域的统战主线,并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两项任务。199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第6号文件),提出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充分发挥宗教团体的作用,健全宗教工作机构,加强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等意见。[19]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20]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04年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地方性宗教法规和政府规章也有较大的发展,宗教工作逐步走上了依靠政策和依靠法规的“双重轨道”。[21]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五大关系,而宗教关系正是统一战线的“五大关系”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认识宗教问题的“三性”(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和宗教工作“四句话”的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将宗教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紧密结合起来。[22]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3]上述文件和讲话均强调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在信仰上各异,但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利益、从事社会服务事业和宣扬社会公义伦理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在重视宗教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更强调宗教的社会属性,从而为宗教的社会适应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动摇”的指导思想之下,虽然宗教渗透和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仍被列入国家安全议程,但中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继续相对淡化,并且随着宗教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的宗教管理工作不仅出现宗教政策以统战为主、安全为辅的趋势,而且出现“宗教政策”与“宗教法规”齐头并进的局面,在“政策线”发生重大调整的同时,“法规线”建设也有重大进展。“政策线”与“法规线”的联动成为转型期我国宗教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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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要求,对于积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宗教界人士主要指在宗教界具有一定影响和地位、有较高宗教学识、德高望重的宗教教职人员和信徒中的杰出代表,是党和国家联系信教群众的重要纽带。我们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支持他们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祖国统一多作贡献,支持他们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增进信教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理解,支持他们反对和抵制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使信教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同时,信教群众在我国数量众多,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关系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关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宗教工作最根本的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要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积极贡献力量。

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任何国家制定其政策的首要关切,维护包括宗教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是我国统筹一切工作的准绳。[10]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服务,则是我党进行各项工作的基本和一贯的立场,尤其为当前我国国家建设的既定战略目标。显然,宗教安全和宗教统战是党和政府宗教政策和工作的两项主要考量。对任何国家而言,再没有什么比主权安全更重要的事了,并且再也没有比经济繁荣和社会昌盛更关键的治理目标了。宗教安全与宗教统战路径虽异,但目标相同。不过,在建国60多年的历程中,宗教安全与宗教统战工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被处理得十分顺畅和平衡的。在国内外政治大环境影响下,两条路线的发展此消彼长,不同历史阶段的宗教政策也因此呈现出种种差异,甚至是重大的差异,对中国的宗教发展产生了显著不同的影响。

第三,指明了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是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如何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给出了明确回答,即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性,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性。在充分发挥宗教积极的社会作用的论述上,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均表述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发挥宗教积极作用的多个领域,表述为: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为了引导和保障宗教服务社会,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出台了配套法规和规范性文件,2016年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就为宗教慈善事业提供了法律支撑和保障。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宗教服务社会更加主动、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宗教有趋利避害的可能性,要发挥其积极作用,规避消极因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宗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在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宗教教规、教义、道德中含有积极因素,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大多数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积极力量。2001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一亿多,他们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2003年11月,贾庆林指出:“信教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爱国宗教界人士是团结信教群众、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这表明,信教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2006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努力使广大信教群众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等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这同样是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发挥积极作用的努力方向。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重要论断,并第一次将此写入党章,要求“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指出了宗教工作的根本点。

1979年6月,邓小平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可说是揭开我国宗教政策调整的序幕。此后,中共中央在1982年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号文件),该文件否定了“宗教鸦片论”的观点,强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指出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不属于一个范畴,宗教工作的着眼点应由用马克思主义来削弱、战胜和取代宗教信仰转变为相互尊重彼此的信仰。与此同时,该文件再次围绕“五性论”从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立场,指出正是由于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的客观存在,我国的宗教政策才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原则。该文件指出,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宗教状况比起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和抹煞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而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15]因此把信教群众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6]该文件也指出了宗教问题对于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国内层面,宗教狂热行为和非法开展的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利益相违背;而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外国敌对势力频繁借用宗教名义从事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严重危害着中国国家安全。[17]但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已由“政治安全至上”转变为“政治安全与经济建设并重”,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宗教安全因素的淡化和宗教统战因素的强化,使中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与“统战线”出现了相对平衡的状态。

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既有延续性、继承性和稳定性,也有创新性。就政策主旨而言,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宗教政策上的核心主张。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不断丰富和完善,在政策的基本价值、基本目标、基本方向、基本原则、基本途径等多个方面,均有新论述、新思想、新举措、新创造。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党的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应对宗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的重要法宝,是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做好宗教工作的根本指针。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十八大提出的“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要求,推动宗教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与上述宗教政策相对应的,就是长期以来国内政学两界关于我国宗教政策的论述。与安全主线和统战主线相对应,宗教政策(对策)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鸦片论”、“迷信论”、“稳定论”以及“反渗透论”等“宗教安全”主张,尤其在处理具有西方背景的基督宗教方面。“反宗教渗透”至今仍为讨论宗教问题的基调之一,围绕宗教渗透的种种关于宗教与国家安全的论述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渗透学”,[8]取代了“鸦片论”等主张而成为国家宗教政策领域的标准话语。在另一方面,“协调论”、“适应论”以及“和谐论”等“宗教统战”主张也相继提出,反映在先后出台的政府有关宗教政策和重要文献中。这些“宗教统战”的主张,是党的统战政策在宗教领域的运用,即把爱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作为“最低公分母”或“最低纲领”,在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的前提下,来争取和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把无神论者与信仰有神论的教会和信众紧密连接在一起,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等国家的基本利益而共同奋斗。[9]

第三阶段,政策拓展期(2005-2011年)。这一阶段的重要政策文献是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2007年十七大报告、2007年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讲话。在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第一次将“宗教关系”提升为影响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五大关系之一。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2007年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国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2007年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为“当前世界宗教和加强中国宗教工作”,胡锦涛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认识宗教问题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全面认识宗教因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努力探索和掌握宗教自身的规律,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水平。这一阶段的宗教法制继续完善,出台了一系列宗教行政法规,包括:2005年4月《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6年6月《中国穆斯林出国朝觐报名排队办法》、2006年12月《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宗教事务方面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细则》、2007年7月《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2007年8月《宗教院校设立办法》、2010年1月《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10月《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这一阶段宗教工作的重点是,初步形成宗教法律法规体系,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宗教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宗教慈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宗教对外交往工作不断加强。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20世纪50年代初,在各宗教内开展了表现形式不一的“宗教控诉”、“宗教革新”、“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等政治性运动后,执政党以尊重宗教信仰、团结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线的宗教政策得以确立,并且在此后的长期实践中得到加强和完善。然而,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取缔和镇压反动会道门、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防止外来宗教势力渗透、打击三股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以及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5]等斗争实践和政策目标,构成了执政党宗教政策的另一条主线,而防止外来宗教渗透、打击三股势力和“四个维护”业已成为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在宗教安全领域的基本方针。[6]冠亚体育下载,上述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两条主线(即统战主线和安全主线)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为解读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缺一不可的两大路径。[7]

第四,阐明了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2015年5月,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特别将“遏制极端”纳入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意味着宗教问题的治理更加强调内外合力、标本兼治。这一原则考虑到涉及宗教因素的各种存在形态以及各种形态的不同性质,还明确提出处理的不同原则和方式方法,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宗教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提炼,为解决中国宗教问题提供了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路线。

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对于开拓宗教工作新境界,为实现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作出应有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我国宗教政策两条主线的形成

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演进

宗教关系和谐,主要指宗教与社会、各宗教之间,以及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和谐。近年来,我们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宗教关系纳入统一战线需要妥善处理的重大关系,反映了党对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2006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把宗教关系作为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五大关系之一,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确提出宗教关系和谐的问题。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强调建立和谐的宗教关系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因此,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已成为党的宗教工作的重大任务。

对于我国的宗教政策,国内外有种种不同的解读。本文选择统战和安全的双重视角,试图揭示建国以来我国宗教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并为我国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某种理论思路。

第五,形成了规范宗教关系、处理宗教问题的不断完善的法治体系。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1993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将“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作为宗教工作“三句话”之一提出,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2002年十六大以来,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第二分句一直稳定表述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对“宗教事务”进行了界定,即“宗教方面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和行为,以及社会公共活动涉及宗教界权益的关系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据不完全统计,除宪法之外,已制定综合性宗教行政法规2部,宗教部门规章12件,涉及宗教内容的法律共56件,单项行政法规40件,涉及宗教的单项部门规章88件,地方性综合性宗教行政法规51件。从法治主体而言,更重视发挥多主体的能动性;从法治方式而言,更强调德治和法治的相辅相成。

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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