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着草头直奔禾场,我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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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8年9月,16岁的阿夏随同学下乡到丰宁坝上,才搞了两个多月的秋收,冬天到了。农活已经不多,各种农作物的打场也都完活,场院里堆满了筛好的莜麦、胡麻,还有少量的小麦。生产

1968年9月,16岁的阿夏随同学下乡到丰宁坝上,才搞了两个多月的秋收,冬天到了。农活已经不多,各种农作物的打场也都完活,场院里堆满了筛好的莜麦、胡麻,还有少量的小麦。生产队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安排一些牛车、马车去平安堡交公粮。阿夏只能干些粮食装袋、装车的活儿,一天就一气活儿,干完回知青点,一天只挣二三个工分。剩下的时间就是在知青点侃大山,炒一锅大蚕豆,盘腿坐在炕上,火盆边东拉西扯穷聊。
  当地年轻人乐意跟知青们聊天,讲一些他们不知道,没见过的事情。而当地青年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女人,谁家姑娘如何,谁家媳妇咋样。有一天,一个青年问:“你们是在这儿过革命化春节呢?还是回承德的家过年呢?”
  “当然是回家,回承德的家过年。”一提这事,阿夏毫不犹豫地回答。离家两个多月了,真有点想家,想那常年卧病在床的妈妈。阿夏接着又说:“在我们家那过年多好,看电影、看文艺节目、熬夜、放炮仗。这呢?这有啥呀,一家人围着个大火盆,大眼瞪小眼那么互相看着,什么热闹都没有,连扑克都打不起来。”
  “哎!对了,我们什么时间走合适呀?”阿夏紧接着又问。村里的青年三孬见识多些,于是他回答:“你们还得等,场打完了,公粮要交足,大队来人搞核算,分了红,拿上钱才能回家。”接着三孬挺神秘地小声对大家说:“听说咱们小队今年又不错,一个日值(10分工)能核到一块多。”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十分兴奋,各自打着自己心中的小九九。快到饭点了,小青年陆陆续续地走了,屋里只剩下几个知青。学满是知青组长,就对知青们说:“关于回家的事情大家一定要重视,别不当回事,要认真准备一下,等生产队分红后,立马走人。”
  准备什么呢?那年头回家坐车、住店需要介绍信,吃饭要粮票。出门在外没有这些,寸步难行。于是第二天就安排人去大队开介绍信。谁知去的人碰了一鼻子灰,弄个满脸不高兴回来了。他学着大队干部的口气说:“你们刚来才几个月就想走?你们来这里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是住大车店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把人给呛了回来。得,想办法吧,让家里发电报吧。阿夏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妈妈。意思是:妈妈,我想回家,队里不让走,请家里发一封电报让我速回才行。果然,过了二十多天,接到家里电报,内容简单明了:阿夏,母病重速归。阿夏第二天就到大队换了回家的介绍信。快到年根儿了,大家的电报都齐了,全部换成了回家的介绍信。
  那回家带点什么呢?坝上特产吧,莜面、蚕豆、胡麻油。于是大家在口粮指标里,从生产队库中领了二百斤大蚕豆,三百斤莜面,五斤胡麻油,一个人每样都拿点,打好背包。就等分了红就出发。阿狐决定不回家了,剩下的粮油留给他过冬用。眼见还有半个多月就过年了,大队会计在村里捣鼓两三天。日值终于弄出来了,一个劳动日值一块四毛六,在全大队占第一,社员们知道了这个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生产队第二天就派了两个年轻力壮的社员跟着小队会计去信用社取回了钱,然后按每个家庭工分多少分红。天都黑了,队里的人也得马不停蹄地按家核算。按照以往人们为了节省灯油,不到五点就睡觉了,可在这一天晚上臬木梁上甸的社员都不早睡觉了,他们把孩子哄睡之后,就等待着生产队发放分红的消息,等待着这辛辛苦苦一年才有一次的好机会。在生产队队部,队长、副队长、会计拿着各家的工分记分薄,按日值分好钱,装到各家的计分袋里。外屋是生产组长几个人,担当着保卫和通讯员的作用,当屋里的人把哪家的钱分好了,告诉外屋的人,外屋的人就跑到哪家门口,喊一声,某某某,分红喽。哪家就派一两个人,趁着月色,跑到队部数好钱,签上字,高高兴兴地回家。就这样,一家一家地领着分红。这一宿搂着钱睡吧,能睡着才怪呢!一般都是兴奋地睡不着觉,想着下年用这钱修房、娶媳妇、过年置办东西这类好事。沉寂的夜色,看不出与平常有什么两样。可这小小的坝上村庄的人们却沉浸在温暖和幸福之中。阿夏和知青们盘腿坐在炕头、火盆边,或用被子,或用皮袄盖在腿上,津津有味地侃着大山。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人喊:“青年,该你们了,到队部哦”不知是谁答应了一声,大家掀开被子,披上皮袄,提上鞋就窜了出去。在生产队队部分别签了名、领了钱。虽然钱有多有少,但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钱拿到手就可以回家了。阿夏分的最少,但这是他第一次劳动所得,整整28元,他仍然很高兴。知青们谁也没有互相问问谁拿了多少钱,只知学满拿的最多,大概40元出头吧。回到知青屋,大家立刻商量什么时间回家,走什么路线。最后商定连夜出发,三星一落就走。至于路线嘛,赶平安堡坐早车。一路上是空旷的原野,没有什么村庄,不太安全。还是绕道山咀公社去平安堡,大概30多里路,但路上有五六个村庄,相对安全些。行,就这么办。事定下来,一问现在几点了,谁也不知道,听说三星落了才到后半夜,后半夜出发也来得及。现在怎么办?等吧,等到三星落再说。于是大家打扑克,边玩边等,打了几把扑克就有人出去看看三星落了没有。哪个是三星啊?就看见天上有北斗七星。不知谁说北斗七星那三个直线星星就是,看看落了没有。哎!还老高老高的呢。回来吧,再玩儿一会儿吧。就这样反反复复多次,最后大家都困了,三星还没有落下去,学满一看不是事,闹不好要睡过头,于是就把睡得迷迷糊糊的阿夏和小胖子扒拉醒,说:“哎!行了,不早了,别睡了,该走了。”阿夏、小胖子把已经打好多日的背包背好,鞋、帽子、围脖都穿戴好。下乡后公社发的皮袄都是白茬的,虽然暖和,但显得太土气,所以谁也没穿皮衣,穿的都是棉的大衣、棉猴。跟着学满,从屋里一出去,寒风刺骨,迎面袭来,立马就是一个踉跄。哥几个当时就是一个信念——回家!不能含糊,毫不犹豫。就这样,几个十六七岁的年青人,在严冬坝上的夜晚,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身上穿着不太御寒的棉衣,个个背着30多斤的粮食,朦朦胧胧,带着困倦,奔家的方向走去。
  起初,阿夏身上在屋里的暖意还没有完全散尽,天虽然冷,但能挺得过去。起初,三星还没有完全落去,呼啸的寒风刮散乌云,虽然没有皓月当空,但那天上密密麻麻的的星星把星光撒在路上,还能看见那山峦之中隐隐约约的山间小路。起初,阿夏背着30多斤的背包,还不觉得啥地,负重让人身体散发热量,感到精神抖擞。
  渐渐地,渐渐地,身上的热乎劲没有了,后半夜的冷风刮来,打在身上,身上就好像穿了件纸糊的衣裳,经不住任何风吹雨打。阿夏和伙伴们不时地按按头顶上的帽子,紧一紧脖子上的围巾。渐渐地,天空中的北斗星已经落去,那小小的星光已被冷气聚集的乌云遮住,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哥几个把手电筒打开,天空一片漆黑。手电光像萤火虫屁股一样微弱,一边照着一边走着,行走的速度骤然下降。渐渐地,人们感到身上的背包越来越重,提出歇一歇。阿夏又困又乏,倒地就要睡觉。学满说:休息一会儿可以,但是坚决不能睡觉,如果真睡着了,有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渐渐地,不但人有点吃不消,就连小胖子背篼里的小板凳狗也又冷又饿,吱吱直叫,引来远处大野兽的嚎叫。学满说这是狼叫,大概一两只狼叫,如果遇到狼群那就危险了。大家不要停留,赶紧赶路,把手电都打开,四处乱照,几个人呼唤着,别落下。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没有了狼叫声的跟踪。从阿夏的臬木梁上甸村到公社所在地山咀村,仅仅25里路,可阿夏他们几个人在黑夜、饥饿、挨冻、惊吓、受累中整整折腾了半宿,到山咀公社食堂门口天已经大亮了,看到有人进出食堂,阿夏他们也饿了,试探着商量着一人喝了一碗莜面鱼子汤。在交钱和粮票的时候向大师傅问了去平安堡车站的路,被告知13里路,不远。所有上下坝来往车辆都在那打尖,你们没车没马,怎么也得走两个小时。
  从山咀向平安堡望去,远远的一片草滩,有一处炊烟缥缈的地方就是。已经有了步行半宿的经验了,吃也吃了,水也喝了,身上的劲头又来了,走,去平安堡,坐班车去。阿夏几个人大踏步向前方走去,眼看着那平安堡就在眼前,可平安堡又像那海市蜃楼,总在眼前,在空中漂浮着,就是走不到跟前。等到了平安堡,已经过晌午了。13里路整整走了一上午。怕耽误坐车,路过平安堡饭店门口也没进去,马不停蹄地奔车站。到车站后,一看傻了,全是知青,都在等车回家,一打听该发的车今天上午全发了,没有戏了。有的知青这才去饭店吃饭,距离车站近十来里路的知青又回村了。说明天再早些时间来,知青们在陆陆续续地走着。阿夏他们这些远道的,回村是不可能了,找个地方住下吧,又有点早,干脆把背包一卸,坐那儿硬等。看着那马车、牛车,还有骑马的来这里接送知青。有一个骑着匹大黑马路过这院,不少知青围上去看那马,前裆宽,后腿弯,真是匹好马。原来那是一个公社干部的大走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从这去县城,一会儿的事。阿夏琢磨着,我要是有这样一匹马,一蹦子骑回家,那该多好啊。正琢磨着,院里开进一辆嘎斯车,敞篷,车上放着麻袋,像是土豆。司机下车去签单,有人问去哪儿的?司机说去大阁。大阁就是县城所在地,知青们一听就立刻奔车去了,学满劲儿大,把三个背包都扔到了车上,紧跟着人也上了车,一会儿车上坐满了回家的知青。司机让车站调度签完单回来,一看当时的状况就傻了,说:“同学们哪,我的车是货车,今天务必要赶到县城,你们这么多的人上车,我拉不了,真的拉不了。”车上的知青没有吱声,只是笑了笑,但没有一个下车的。司机又把车站的管理人员找来,管理人员说:“这些知青都是回家过春节的,没办法,要不然你就将就着开吧!”司机无奈地点点头,管理人员马上对车上知青说,到丰宁县城每人一块四毛钱,抓紧时间补票,就在车上补。大家这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等车开拔,已经下午两点多了。在车上,阿夏暗自庆幸,今天算幸运,遇到这辆车,要不然这会儿还不知在哪儿受罪呢。一路颠簸,到丰宁县城已经是大黑了,司机知趣地把这一车知青直接拉到县招待所。虽然招待所早已客满,但见到知青们早已准备好的介绍信后,表示尽量安置。学满投奔姐姐家,阿夏、小胖子同打更老头住在一起。第二天一早,阿夏、小胖子便去县长途汽车站,看到售票窗口挂着“去承德方向当日票已经售完”的牌牌,就买了第二天的票。买完次日票又回到招待所把行李寄存在那里,想想难得来趟县城,又这么清闲,干脆逛逛县城。谁料这逛县城却引来了无尽的屈辱。在商店小胖子看见一个军用小背包不错,就在柜台前拿着看了看,被售货员误认为偷走转移了。二人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口难辩,正被路过此地的学满看到此情景,不顾姐姐的阻拦,和售货员动了手。那时没有“110”,三人被带到工人民兵指挥部,在那被搜了身,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就是不放人,因阿夏和小胖子已经购买了第二天返承车票,不愿再予纠缠,无奈交了三块一毛二分的兜子钱了事。
  从臬木梁上甸村开始出发到第二天才坐上丰宁开往承德的班车,早晨学满来送行,叮嘱二人千万互相照顾好,别再出岔子。二人为了回家,历时四天,辗转700余里,饱尝人世间的饥寒冷暖。
  当阿夏出现在母亲的病床前,喊着:“妈,我回来了!”母亲深情地说:“哎哟,这声音都变了,我儿子变成大人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是呀,阿夏寻思着,无论你是近在咫尺,还是在天涯海角;无论你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还是年逾花甲的游子,都会时时刻刻地想着给你带来无限温馨幸福的家,都会想立刻回到那温馨幸福的家。

问:当下,在农村有大部分人仍然说去“大队”盖个章而不是说去村委会盖个章呢?

转眼间,双抢开始了,割谷插秧两头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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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湾的男女老少挤在村南的队屋里,队长胡忠美正在作动员:“公社要求全体社员战天斗地,要斗私批修,要……,不插八月秧!”社队干部是一个口径地做工作。户献万斤粮谈何容易!全村200多亩水浇地,近30户人家,要向国家售粮30多万斤,谁也不说一个“不”字!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大队”的来历。

七月二十刚过,稻穗金黄,开镰收割是按队长的广播指令进行的。时间均在早工期间进行,伸手不见五指下地,到朝阳升空丈余收早工。生产队不分男女老少一起下田割谷,下午捆草头,然后挑回禾场码垛。稻田里自然形成了两条作业线,女人们捆草头,男人们挑草头。哪怕是两里的路程,草头上肩就不能放下。挑着草头直奔禾场,都是一路的小跑。

“大队”这一级组织是从1958年开始伴随着生产“大跃进”的产物。那个时候,我国基层政权的最低一级组织是生产队,生产队上面是大队,大队上面是人民公社。也就是说,一个人民公社下辖有若干个大队,而大队又下辖若干个生产队。那个时候,“大队”这一级组织具有对“生产队”干部的研究决策权、具有对村民招工、上中专、上大学、当兵入伍、受灾救济补助的推荐权等等,而要履行这些职责,就需要以“大队”的名义,行文盖章。于是,人们就经常会说要到大队上去“盖章”。

我手上打起了泡,肩上磨破了泡,身上被太阳晒脱了皮。胡以得、胡以才兄弟俩调侃说:“手上、肩上有了茧,身上晒出了油,就出师了。”

到了1984年,根据党中央的决策,要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为乡、镇体制,生产大队改革为村民自治委员会(简称:村委会),生产队则改革为村民小组。

晚上,庙洼一下子聚满了全村的男女劳力。借着月光,周世泽和胡炳英唱起了《十八摸》,空旷的田野,除了割谷发出的声响,就是喝彩声。周世泽和胡炳英不在一个稻田,俩人边干活边唱歌,引得田野笑声四伏。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的农民兄弟从1958年到1984的26年间,办事都是以“大队”的名义占绝大多数的。因此,就形成了到“大队”上盖章的传统习惯说法,并随着一代又一代人习惯说法传承了下来。我想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黄色歌也敢唱!”魏玉坤正气凛然。

第二个原因就是习惯成自然。我们想想,“大队”的存在时间是在1958年到1984年,这26年之间的人们,现在年龄都是在60岁往下到35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的人们正是如今社会的中坚力量和人物,他们的“话语权”往往占着很大的比重。所以,在农村里大部分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还沿用去“大队”盖章,就不难理解了。

刘吉祥对魏玉坤说:“你来唱,你又不会!”

第三个原因就是“村委会”三个字不如“大队”两个字简洁、朗朗上口。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就这么简单,说话办事就多一个字,人们就会觉得复杂的多,而少一个字就会觉得简单的多。也许在农村,农民们习惯并喜欢说到“大队”盖章,就是这个原因。

“你以为我不会唱?”说着,魏玉坤哼了一段革命现代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穿林海……”。

为什么老一代村民仍叫大队,首先村民思想中忘不了毛主席那年代及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中根深帝固,那时你家有困难,或什么事都要找村支书或村主任给解决。那个年代穷并不是因为体制问题,而是国家解放后,村都是文盲多,国家一无所有,生产工具落,没有化肥。生产队平田整地,兴修水利,荒山绿化为国家建设交了很多农业费,养活了国家城里人口,工业,交通,国防一系列国家建设,农业社做了具大贡献,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那时党的干部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社员人气高,集体主义思想,互帮互助,许多人至今几十年了依然怀念毛泽东时代。

刘建设喝彩:“好!”

大队是新中国成立,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后,一个村庄或者几个自然村的行政和生产管理组织的名称。根据村庄人口的多少,又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旧社会的乡公所没有了,改成了人民公社,一个公社有若干个生产大队。大队的道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刘吉祥顺着梯子上,“那好,大麻子唱胡传魁,鱼雷唱刁德一,山青唱阿庆嫂。”

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大队长二把手,大队会计保管印章是三把手,那时候,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本,农民外出住宿要开证明,登记结婚要开证明,离婚也要开证明,集体派人外出有事要开介绍信,农村人在外当兵,当工人,或者当干部,要来老家调查家庭情况,都要大队会计写好材料,盖上大队这个公章,这个公章是相当重要的。

谁也没吭声,魏玉坤哼起了刁德一的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

所以,社员到大队开证明盖章是经常事,同时,社员的衣食住行都和大队息息相关,干活由生产队长安排,粮食靠生产队分发,大队和社员是一个紧密的联合体。那么大队这个词在社员脑子中就根深蒂固了。

收工时,我们披星戴月回家,早已不见刘建设的身影,他提前走了。

大约八几年吧,生产大队改成村委会了,生产小队改成村民小组了,人民公社改成乡(镇)政府了,但因为分田到户了,各人管各人,什么乡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这些词在农民脑子里没什么影响,谁和谁一个组都不清楚,村干部一年也见不了几面,乡干部更不知是张三还是李四,乡里在农村的包村干部也没有几个人认识。有些事村干部在大喇叭上一喊就了事了。

我们已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时间了,披着星月出工,披着星月收工,每天在田地里劳动十六个小时。回到知青屋除了做饭、吃饭就是睡觉,人困得慌。魏玉坤、刘建设的父亲先后来队看他们,湾里人很热情,临走时,送给他们的父亲一筐鸡蛋。鸡蛋是农民的零花钱,供销社收购每斤0.63元。

所以,农民有事要盖章,脑子里还是大队这个词。就是说要到大队去盖个章。

各个战斗小组进一步细化,为体现多劳多得,定额工分在双抢中正式实行,扯秧60个记1分工,插6分田的秧记10分工。标准计时工暂停执行。

大队这个称呼不仅对乡下人亲切,就是对当年我插队的知青也是刻骨铭心的,就连我写过的知青故事都是大队大队的。那个年代的农村几乎天天有活动,而活动处处离不开大队,大队有村支书一人,会计一人,老贫协,下分小队几个。大队有队部一间,大礼堂一间,大队部是开小会的,当年我在那个昏暗的房间油灯下给大家读了一个冬天的报纸,大队部是开全村大会的地方,一个小讲台上面能唱样板戏,开批斗会,更使我一生忘不了最后一次大会,全村社员们的那一声吼,我被第一个通过改造成功的知青,第一个离开了三年的村子返城了。四十三年后我又一次重返乡下,但大队部拆了,我的知青屋拆了,当年教育我的人都永远的走了,但村里的年青人们(当年的小屁孩们)还认识我!使我惊呀万分,四十多年了啊!

早已有知青在烈日下插秧死在水田中的传闻,是累死的,还是得急病死的不得而知。我相信自己,一天插一亩田的秧是不成问题的。

当下,在农村有大部分人仍然说去“大队”盖个章,而不是说去村委会盖章呢?

按规定:扯秧、插秧一人完成,分开记工。

这是因为50岁往上的农民从集体走过来的习惯叫法。生产队这个名词,也深深留在过去受苦受难的人挥之不去的印记。

天没亮,喇叭响开了,队长在作分工,到庙洼插秧。我决心承包一块地试试看,跟着人流出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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