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在价值与平价的关爱远胜于内在之美与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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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其实纪念席勒,最能引起人无限向往的,仍是席勒文本中所勾勒的那个“戏剧世界”,那些男性的豪迈武勇,固然是了不起的英雄形象的史诗塑造;而女性的优美典雅,尤其为我所心生

其实纪念席勒,最能引起人无限向往的,仍是席勒文本中所勾勒的那个“戏剧世界”,那些男性的豪迈武勇,固然是了不起的英雄形象的史诗塑造;而女性的优美典雅,尤其为我所心生敬意,景仪不已。那四部以女性命题的历史剧,既展现出席勒的异邦想象,也表达出他对于“理想女性”的追求。不管是为“帝王后裔”的《玛利亚·斯

但我们最不需要的,是“创新的浮躁与功利的焦虑”。现在这个时代,现代性似乎在进行着一种恶性循环的膨胀,当年洪堡曾抱怨自己的时代说:“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的关注远胜于人本身,对群体的关注远胜于个体,对外在价值与功利的关注远胜于内在之美与精神,高雅与多元文化距离初始的纯一性越来越远。” 1805年5月9日,席勒以46岁而英年早逝,光阴如梭,距今二百年矣。在德国各地,各种纪念的筹备活动早已开始,各种形式的席勒展览、戏剧影视丰富多彩,电台连续播放着各种节目、坊间处处可以看见关于席勒的书籍,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研讨会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与进行中。各种相关的材料、日程,互联网上更是应有尽有。占据中心地位的,当然还是“席勒戏剧”中人物形象的“流传人心”,不仅是强盗卡尔、德国梁祝的斐迪南与露伊丝、华伦斯坦、英雄退尔等经典人物,也还包括诸如谋叛的斐爱斯柯、成长的王子卡洛斯、女英雄贞德、高贵的女王玛利亚……无论是作为诗人、戏剧家,还是作为史学家、美学家,席勒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可以开掘,正如托马斯·曼所言:“一种生物可能因为身体的化学成分中缺少某一种元素某一种重要的养分或维生素,而患病或枯萎。 也许,我们今日的社会组织和蓬勃的经济所缺少的,就是这种无可或缺的‘席勒元素’。“确实,席勒对现代性问题的敏锐认知,对艺术家位置的自觉坚持,以及他关于审美教育的思想,他对人的和谐发展的自觉追求,都是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过程中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外来资源。这里仅就席勒对”艺术创造“思想的发明,略做发微。 对于“通向自由之路”方案的“审美教育思想”,虽被后来者甚为推重,可我对其可操作性评价不高;但对席勒的“艺术创造”思想原则的发明,却十分看重。因为,“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确实在很高的程度上反映出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标的。正如他将艺术家的精神之力极度标榜的那样:“蔑视时代的判断。他是向上仰望他的尊严和法则,而不是向下瞧着幸福和需要。”这不仅是一种自矜的骄傲,更意味着他对作为“创造者诗人”的艺术家使命的自觉认知。所以他会要求艺术家既“摆脱了那种乐于在转瞬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夸的‘经营’”,即超出世俗功利的羁绊;又“摆脱了那种急不可待地要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面的热狂”,即承担时代使命,清醒地距离于“实质功利”。这样,他才可能真正做到“把现实的领域交给以此为家的知性”,同时“也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即在“现实”与“理想” 之间寻建沟通的桥梁。这当然属于一种理想状态,也表明了席勒“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伟大品格。但正如我所言,这一原则,既可看作是为歌德的“贴身定制”,亦可当作艺术家理想境界的达致。而在席勒,这种理想其实属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状态,甚至可能终其一生也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他个体的生命实践而言,往往总是体现出与此相反的一面,即“创造的热情与伟大的冲动”。我们印证一下席勒历尽坎坷、艰辛苦难的生命历程,就不难感受到此点,席勒一生,可谓“以血泣之”,是真正地用自己血肉之躯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美学理想”的。他早年的反抗强权与追求自由,充满了动荡、激烈与冲撞,很难说真的具有了“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只是在耶拿的教职与此后的沉潜,在史学与哲学的领域中徜徉寻路,才使他终于慢慢悟到了创造的真谛。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固然是通向艺术家理想境界的标准,也是一个在浮躁功利时代中尤其应当引为铭箴的至理;可如此强调,并非就是要绝对排斥与其相反的另一极,因为艺术创造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创造的热情与伟大的冲动”,有时很可能也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原则。但可贵则在于,擅长以热情与冲动为原则并取得杰出成就的席勒,却是能超越自我,自觉省思,不以自己的世俗成就与功利眼光为满足,始终在攀向艺术家的至高境界。这一方面当然与他的经验总结有关,所谓“神圣的创造冲动往往过于急躁,不肯信步于这种冷静的手段中间,而要直接冲向眼前的时代和现实的生活,改造道德世界中尚无形式的材料。”这当然有问题。另一方面也与歌德这面“镜子”有关,正如他在与歌德订交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你那观察的眼光,这样沉静莹澈地栖息在万物之上,使你永远不致有堕入歧途的危险,而这正是抽象的思索和专断的放肆的想像很容易迷进去的。”“因为你好像是照着自然的创造再创造着人,所以你切望窥入它奥秘的机构。 这是一个伟大的真正英雄式的观念,足以证明你的精神是如何地将它全部丰富的思想组成一个美丽的整体。“总体来说,“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是一种“艺术创造”的更高原则;但我们同样也不应完全排斥“创造的热情与伟大的冲动”,因为艺术创造的某些契机灵气,很可能也产生于其中。这其中既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相协调的一面,即所谓“悖论中的统一”。可正如席勒审美思想强调的和谐目标一样,它是有可能达成一种和谐的“审美境界”的。 但我们最不需要的,是“创新的浮躁与功利的焦虑”。现在这个时代,现代性似乎在进行着一种恶性循环的膨胀,当年洪堡曾抱怨自己的时代说:“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的关注远胜于人本身,对群体的关注远胜于个体,对外在价值与功利的关注远胜于内在之美与精神,高雅与多元文化一性越来越远。” 距离初始的纯一性越来远。 20世纪中期的托马斯·曼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目睹人性的没落,文化的堕落,……一切最基本信义原则的破产。两次世界大战除了使人变得贪婪残忍外,还大大地降低了我们知识和道德的水平,使我们陷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中……”进入21世纪的世界,似乎并未见证出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性主义理想;而当代中国,更因市场经济的骤变,在赢得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大增的成果时,同时也留下了道德滑坡、功利盛行的极严重的后遗症,可在这样一些量化标准与功利尺度衡量和压力下生产的“成果”,又有多少能成为真正的“创造”?“老百姓的心中有杆秤”,秤秤我们的数量与质量比就连小孩也能算出得失,可“皇帝的新衣”为什么就是脱不下来?就此而言,无论是前期席勒以生命苦难而实践之的“创造的热情与伟大的冲动”,还是后期席勒发明出的“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原则,都是以“创造”本身为宗旨,所以他才会给人类留下了如此丰硕的精神财富,坚不委心以从俗兮,固当穷苦而终身厄。知道前途是一派苍凉,而仍毅然前行,这才当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这才是时代伟人的价值,这才是书生英雄的创造意义!设若如此,作为后来者,我们就不能不深切地想念这位异族的前贤,因为,他参与构筑了人类精神史上的星光灿烂:弱冠雄文惊君王,天才英姿出少年。体肤饿哉心刚毅,筋骨苦兮志明坚。东域中土醉盛世,西方德邦病大贤。公死于今二百年,英魂赫赫雷当天。

图亚特》,还是为“农家英雌”的《奥里昂的姑娘》;甚至追溯远古的《墨西拿的新娘》,异域风情的《杜兰朵》,都体现出席勒“再现女性历史”的尝试,这种“女性图景”的史诗手笔的书写,确实体现了一种“史诗与诗史的交融”。可不是吗?玛利亚雍容典雅,在危难中保持着君王的尊严、女性的尊贵;贞德英姿豪情,巾帼不让须眉;蓓特丽丝美若天仙,竟然引得兄弟睨墙;杜兰朵看似娇纵蛮横,但仍为作者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史意义。
冠亚体育下载,  然而,其实不仅是在女性为主角(或主要线索)的剧中,其实在其它剧本中也同样展现女性形象的高贵可爱。《强盗》中的阿玛丽亚,虽然历经磨难,然则却坚贞不屈,她如此勾画自己意中人的形象:“美丽得像天使,充满英雄的幸福,/他是一切青年中的最漂亮的人物,/他那眼光温暖得像五月的太阳,/反射在蓝色的海的镜面上。”这样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相思,纵使生离死别,也竟是无法稍减。  
  而在《唐·卡洛斯》中瓦洛仪思王后的形象,简直有起死回生之效。作为前王子的未婚妻、现任的王后,瓦洛仪思担负着将沉醉于纯情之中的王子“振作发奋”的重大使命。剧本本身无法以形象化的手段展现女性的外在之美,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剧中人的语言。瓦洛仪思的语言显然非常有力:“身为男儿?/啊,卡尔!/实践中碎裂的是我们的心灵,/理念里伟大的是我们的德性!/天意使您高贵———/王子,比千百万兄弟更加高贵。/天意集天下之精华而奉君,/天下人又怎能不滔滔追问:/此子岂天纵神明,结胎于天?/奋起吧,天意就靠您来救挽!/天意昭昭,您必将勇为天下之先!/天意昭昭,您亦将先天下之忧而患!”一方面是坚其志,鼓其气,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回避卡洛斯对自己的恋慕之情。瓦洛仪思必须“化解谬爱”,所以她有这么一段说辞:“请您承认,卡洛斯———/您的愿望如此剧烈地向母亲转移/那都是因了苦涩滋味和骄傲尊贵。”这段是为了解释父皇“横刀夺爱”而造成的卡洛斯的心灵之创,然而仅仅点到为止,否则将很可能误导方向,所以她将话题迅速转向宏大命题:“您献给我的心灵和挚爱/浪费在我身上有些无谓,/它们本应属于您未来的国家社稷。”以国家社稷大业相许,很容易激起青年人(尤其是皇储)的雄心壮志,再加上巧妙的修辞、女性的温婉、对方隐藏的敬意,她又怎能不成功呢?
  《阴谋与爱情》中的露伊斯则是深值我们同情的德国的朱丽叶。在世界文学的画卷中,以忠贞不渝的爱情为歌颂对象的作品屡见不鲜。但爱情的悲剧之后,往往并非仅是恋人之间的悲哀与欢乐、忧伤与幸福,它牵涉着远为复杂、繁复的家庭、社会乃至历史背景。斐迪南、露伊斯的爱情,是人世间抗争强权、争取自由的壮丽悲剧。露伊丝这样回忆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那时我的灵魂里升起了第一道曙光,千万种青春的感情从我心中涌了起来,就像到了春天,地面上百花齐放一样。我再也看不见世界,可是我觉得,世界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美丽;我再也不知道有上帝,可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他。”从手法上来看,与阿玛丽亚如出一辙,但就承受的制度性罪恶与人性的阴暗而言,露伊斯却远有过之,以一介孱弱少女之身,却要面对种种恶势力的强权,她选择的不是个体的幸福,而是伦理的责任。这就使她的死,平添了“悲壮之善”。
  我们可以看到,席勒戏剧中的女性,大都来自不同国度,反映异质文化,但其美丽皎然,则有相通之处。从历史顺序来看,具有希腊古典女性之美的蓓特丽丝、西班牙帝国的王后,到苏格兰的女王、法国的“花木兰”,再到东方的公主,市民的女儿,……构建的是一种何等芬芳美妙而又不乏英姿飒爽、高贵典雅的“女性大观园”啊!惟其如此,作为诗人的席勒,其实更具有世界诗人的一面。当然,究其本质,恐仍难免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心中块垒”,但这并非伟大创造者的局限,而是“有我”的必然选择,只是应注意不能过于“六经注我”。事实上,席勒的女性群像构建是非常有特色的,综而言之,“风仪贵兮,美人绰约”,无论她们是身当安乐之中,还是面临苦难之际;无论她们是追求个体幸福,还是面临家国存亡;无论她们是身处庙堂,还是位居江湖……她们都自觉地葆有着人性的尊严、女性的高贵,让读者不能不心生向往与景仪之情,想回到那历史烟尘的时空逆转之中,亲历亲睹那“优美的高贵”。而这背后显示的是作者饱经沧桑、遭遇艰难之后,仍对人性与理想的坚定信仰。即便是那负面的女性形象,如《阴谋与爱情》中公爵的情妇———米尔佛特,亦颇有典型性和复杂性,她在了解了斐迪南与露伊丝的真挚之爱后,仍然希图“横刀夺爱”,这当然反映出她的恶性。一方面,她曾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是公爵的玩物;可另一方面,她同时也变成了一个侮辱与损害别人的人。她已发生了异化,即从一个被压迫者而异化为压迫者。席勒戏剧中的女性群像,其实,为我们理解与亲近女性提供了一把最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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