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阿姹自为乌蛮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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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其蛮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

其蛮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羽仪已下及诸动有一切房甄别者,然后得头囊。若子弟及四军罗苴己下,则当额络为一髻,不得带囊角;当顶撮髽髻,并披毡皮。俗皆跣足,虽清平宫、大军将亦不以为耻。曹长已下,得系金佉苴(案:原本阙“金”字,今据《新唐书》增入)。或有等第载功褒奖得系者,不限常例。

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初,爨归王为南宁川都督,理石城,袭杀盖骋、盖启父子(案:原本讹作“孟轲”“孟启”,今据《新唐书》改正),遂有升麻川。归王兄摩?,?生崇道,理曲轭川,为两爨大鬼主。崇道弟日进、日用在安宁城。及章仇兼琼开步头路,方于安宁筑城。群蛮骚动,陷杀筑城使者。玄宗遣使敕云南王蒙归义讨之。归义师次波州,而归王及崇道兄弟、爨彦璋等十余人诣军门拜谢,请奏雪前事。归义露章上闻,往返二十五日,诏书下,一切释罪。无何,崇道杀日进,又阴害归王。归王妻阿姹,乌蛮女也,走投父母,称兵相持,诸爨豪乱。阿姹私遣使诣乌蒙舍川求投,归义即日抗疏奏闻。阿姹男守偶(案:“守偶”《新唐书》作“守隅”),遂代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男辅朝。崇道内怀忿惋,外示和平,犹与守偶母子日相攻伐。阿姹又诉于归义,兴师问罪。行次昆川,信宿,而曲轭川溃散,崇道南走黎川。归义尽俘其家族羽党,并杀辅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偶并妻归河赕(案:“河赕”原本作“阿体”,今从《唐书》改正),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自为乌蛮部落王,从京师朝参,大蒙恩赏。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团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子孙今立在永昌城。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今与南诏为婚姻之家。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与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周围民族之间的交往有着密切关系, 它像穿在身上的史书, 绣在身上的表情, 成为民族的标志, 传统文化的象征。

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阙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谓腰带曰“佉苴”。

南蛮去安峰州林西原界二十二日程。

白族服饰是白族文化的物化形式, 是一种文化符号, 是白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族服饰是白族人民长期积累的劳动成果, 它随着白族历史的发展, 历经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 它凝聚着白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审美情趣、宗教观念等种种文化心态。其中的每一绣件、每一纹样都反映出白族人民质朴的审美思想与深层的生活哲理。

妇人,一切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两股辫其发为髻,髻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贵家仆女亦有裙衫,常披毡,及以赠帛韬其髻,亦谓之头囊。

自大中八年,安南都护擅罢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独等七绾首领被蛮诱引,复为亲情,日往月来,渐遭侵轶,罪在都护失招讨之职,乖经略之任。臣于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尚书蔡袭手示,密委臣单骑及健步二十以下人,深入贼帅朱道古营寨。三月八日,入贼重围之中。蛮贼将杨秉忠、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悉是乌蛮贼人,同迎,言辞狡诈。臣郤迥一一白于都护王宽。宽自是不明,都无远虑,领得臣书牒,全无指挥,擅放军回,苟求朝奖,致令臣本使蔡袭枉伤矢石,陷失城池。征之其由,莫非王宽之过!(案:此条原本文多讹脱,今据《通鉴考异》所引《蛮书》原文,订正考异。又云:蔡袭将兵代宽,宽为已替之人,安能擅放军回,令袭陷没,疑《蛮书》“擅放军回”上少“蔡京”二字,盖“蔡京”时为岭南西道节度,贪懦败事,故《考异》云然。)

一、白族服饰的起源

南诏有妻妾数百人,总谓之诏佐。清平官、大军将有妻妾数十人。俗法: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卢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来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杀无罪,妇人亦死。或有强家富室责资财赎命者,则迁徙丽水瘴地,终弃之,法不得再合。

独锦蛮,乌蛮苗裔也。在秦藏南,去安宁两日程。天宝中,为蹄州刺史(案:“蹄州”原本作“岿州”,今据《新唐书》改正)。其族多姓李。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有子委负监。贞元十年,为大将军,在勃弄栋川为城。贞元十年,以尚书祠部郎中兼御吏中丞袁滋、内给事俱文珍、刘幽岩入云南,持节册南诏异牟寻为云南王,为西南之藩屏。牟寻男閤劝已后继为王(案:“贞元十年,以尚书”云云,至“后继为王”五十八字,与独锦蛮事不相涉,以文义推之,疑为《八诏篇》“蒙舍条”下之文,当在“不令侵掠”句后,错简于此)。

据考古资料证明, 早在四千多年前, 白族先民就开始在洱海区域繁衍生息。从大理苍山、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等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质和陶制纺轮和骨质、角质的针具, 骨锥、穿孔蚌壳等文物, 证实纺织物已经出现, 人们已经懂得纺线织布, 缝制衣服, 并用蚌壳等物作为装饰。但此时的服饰非常简单、粗糙。

每年十一月一日,盛会客,造酒醴,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三月内作乐相庆,帷务追欢。户外必设桃茢,如岁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余节日,粗与汉同,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耳。

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其地旧为裒州。尝有部落首领为刺史,有误殴杀司户者,为府城论罪,遂卒家众(案:《新唐书。南诏传》云:“有为刺史者,误杀其参军,率族北走。”据其文,则此“卒”字当作“率”字,“家众”下,当有“北走”字,盖原本脱误),后分散在磨些江侧,并剑共诸川悉有之,余部落不去。当天宝中,姚州刺史张乾拖守城拒战,陷死殆尽。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破掠吐蕃地邑,收获弄栋城,迁于永昌之城。

二、白族服饰的形成和演变

每饮酒欲阑,即起前席奉觞相劝。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前席扼腕的颡,或挽或推,情礼之中,以此为重。取生鹅治如脍法,方寸切之,和生胡瓜及椒榝啖之,谓之“鹅阙”,土俗以为上味。南诏家食用金银,其余官将则用竹簟。贵者饭以筋不匙,贱者搏之而食。

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部落。天宝中,巂州初陷,有首领尹氏父兄子弟相率南奔河赕,阁罗凤厚待之。贞元年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宽求(案:《唐书》作“尹仇宽”),皆其人也。衣服言语与蒙舍略同。

族服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饰。我个人认为在白族服饰的发展、演变的历程中, 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青铜时代。二, 唐朝。三, 南诏、大理国时期。四, 元、明、清至民国。但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缺乏, 我们仅只能对有限相关的资料研究中对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发展历程进行有限的探讨。

一尺,汉一尺三寸也。一千六百尺为一里。汉秤一分三分之一。帛曰幂,汉四尺五寸也。田曰双,汉五亩也。

裳人,本汉人也。部落在铁桥北,不知迁徙年月。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领兵攻破吐蕃铁桥节度城,获裳人数千户,即移于云南东北诸川。今铁桥城为南蛮所据,差大将军为城使。

此时期主要是白族先民所创造的青铜文化时代。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全国是属于较为先进的。在这个时期大理地区的文化受到了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 逐步形成了滇文化。大理地区的服饰风格也在逐步形成, 为以后南诏时期白族服饰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根据考古发掘人物图像, 白族先民 滇人 的服饰不分男女, 均穿对襟无领外衣, 长及膝;袖宽大而短, 长及肘。男子腰中束带, 前有一圆形带扣。男女均不着裤。有些男子着华丽披风,有些还有尾饰。发饰和头饰, 是男子将发髻挽于头顶, 细微区别为有的将束髻之带的两端飘扬于后, 有的髻根较大, 有的发髻甚高, 有的髻外缠帕。女子的发髻一般垂于脑后, 形如银锭状, 或将髻打散,中间束带, 披于背。这种服饰和头饰不仅与 史记 西南夷列传 : 此皆椎髻, 有邑聚 的记载相吻合, 也为唐代白族先民 白蛮 所继承。剑川石窟人物雕像和邓川德源城木雕白洁圣妃也是着 滇人穿的对襟无领外衣。

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罽、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

长裈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其本俗皆衣长裈曳地,更无衣服,惟牛羊皮。南诏既破,剑浪遂迁其部落,与施、顺诸蛮居养给之。

关于白族服饰较为详细的最早记载是唐初梁建方的 西洱河风土记 。该文说: 有丝、麻、蚕织之事, 出 、绢、丝、布、麻。幅广七寸以下。染色有绯帛。男子以毡为帔, 女子 布为裙衫, 仍披毡皮之帔, 头髻有发, 一盘而成, 形如。男女皆跣。 从这段文字可看出在唐初, 西洱河地区的白族男女都披毡, 女性穿着用粗缎子做的裙子和衣服, 盘髻, 赤脚。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别置仓舍,有栏槛,脚高数丈,云避田鼠也,上阁如车盖状。

河蛮,本西洱河人,今呼为河蛮。故城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开元已前,尝有首领入朝,本州刺史受赏面归者,及南诏蒙归义攻拔大城,河蛮遂进迁化,皆羁制于浪诏。贞元十年,浪诏破败,复徙于云南东北柘东以居。柘东城去安南城三十九日程。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蛮贼逼交州池城(案:“逼”原本作“通”,今据《通鉴考异》所引《蛮书》文改正),河蛮在苏历旧城置营(案:“苏历”原本作“苏厝”,今从《通鉴考异》改正),及分布贼众在簰筏,士仅二千余人。

南诏、大理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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