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动胡嗣穈担负筹建中的浙大商量院市长,旧

来源:http://www.gdawj.com 作者:文学文章 人气:140 发布时间:2019-11-24
摘要:清华园坐落在北京的西郊,它是昔日的皇家园林,也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殿堂。这里人才辈出,曾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便是其中一位。王国维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清华园里度

清华园坐落在北京的西郊,它是昔日的皇家园林,也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殿堂。这里人才辈出,曾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便是其中一位。王国维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他在清华园里仅仅生活了两年,但他的学术研究给清华国学院带来了20世纪最具现代性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他还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

胡适看重王国维的学问

图片 1曹云祥(1881-1937),1922年4月至1928年1月出任清华学校校长

关于王国维如何就聘于国学院,学术界说法甚多,其中笔者认为最合理的一个版本是,王国维能够得以顺利进入清华,胡适的鼎力推荐功不可没。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得出的结论是: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随之,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大红大紫,为新学领袖。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922年《努力》周报第29期登出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他把王国维与章炳麟、罗振玉,并列在“学者”项目下)。

图片 2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胡适与王国维的治学背景不同,但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彼此欣赏。尤其是胡适,他最看重王国维的考据。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同时他在这年的2月10日又写了《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文章,以表示对王国维曲学研究的肯定。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1922年9月9日,胡适在上海得见焦循《剧说》六卷,他看后说:“焦氏此书是《宋元戏曲史》的先声,搜的材料很有可以宝贵的。”

图片 3陈寅恪

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

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

图片 4梁启超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于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聘请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的同时,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院长,但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胡适还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

“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同时他在这年的2月10日又写了《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文章,以表示对王国维曲学研究的肯定。

  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赴中国讲学后,曾写下他对清华的印象:“到了清华园,一个英国客就感到仿佛在美国一样……这个学校的校长,也就像一位美国中小城镇里的镇长。”考古学家李济之子李光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记录了由父亲转述的这段话。而这“仿佛在美国一样”的氛围,其实已让部分清华师生有不满足。1925年,《清华周刊》第315期刊登了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的清华学生施滉的文章,他对当时尚未完全改制的学校的进言,就体现了这种情绪:“同学渐渐的觉悟自己是中国国民,已经稍稍注意国情,虽然仍把留美当做入清华的目的,可是已经知道留美不是最终的目的了。学校方面已经确定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鼓励学生研究国情。……务必要使清华人才能够应付中国环境。”

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晤谈之后,曷胜钦佩。敝校拟添设研究院,即请王君为该院院长……”

胡适与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不同,但作为学人,他们彼此尊重对方的学问。尤其是胡适,他最看重王国维的考据。

  主笔◎曾焱

曹云祥校长求贤心切,多次致信静庵先生信和聘书均请胡适代转。同时,胡适积极主动地做废帝溥仪、庄士敦和王国维本人的工作。现存胡适给王国维的两封信,可见胡适本人对此事的投入,尤其是他自己从学术着眼,也希望王氏“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的那份诚意。在一封信中胡适这样写道:“静庵先生: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给曹君,转达尊意了。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

王国维对胡适的心理震荡

  清华改制以设立国学研究院为发端。1924年秋,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开始筹备改制,设大学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留美预备班办至1929年结束。曹请来胡适主持设计国学研究院的学制蓝图,但当他提请胡适为导师的时候,胡适表示自己不够格:“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三人里,除章太炎未肯受聘,梁启超、王国维先后于1925年春迁入清华园,加上其后从欧洲回国的赵元任、陈寅恪,清华为国学研究院所请都是会通古今中西的一时之选,校内外称“四大导师”。

最终,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并最终就聘于清华国学院。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氏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国学和科学同被重视,倡导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独成风气的“清华学派”谱系由此生发。虽然1928年后时势遽变,王国维自沉,梁启超病逝,赵元任去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四大导师”只剩陈寅恪一人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在训练了4届72名学生后不再开课,但它成功的治学风格和人文气质仍在改制为国立大学后的清华得到了承继。冯友兰、潘光旦、叶企孙、陈岱孙、费孝通……第二代、第三代清华教授集“清华学派”之成,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过程中都成为独开风气的学者兼思想者。

王国维在清华后,在学术上也发生了改变,转向西北地理与元史研究。西北地理和元史研究曾被称为:“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徐松、龚自珍等人都是这个领域的开拓和推动者,到了20世纪初,这一研究领域又成为近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王国维进入清华后,在短时间内能在这一领域脱颖而出,说明必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据其门生赵万里的年谱记载:“五月,从《通典》中抄出《径行记》,而以《太平寰宇记》所引者校之。又从《五代史》中抄出高居诲《使于闻记》,从《宋史·外国传》抄出王延德《使高昌记》,并以王明清《挥座前录》所引校之,又从《吴船录》抄出继业《三藏行记》……”由此可见,王国维对自己新的学术转向有意识地进行充分的准备。

往访王静庵先生,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通方知类

除了学术上的成就,在清华国学院的两年,王国维留在现代学术方法史上最重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普通演讲《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写道,“然昔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所谓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文物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看民国时期学者对王国维先生外形的描述,大致无二:个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须,常穿藏青长袍外罩黑缎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发辫,在清华园里是他最特别的标记。

王国维等多位大师的辛勤努力,为后世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谢国桢,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学生,他曾协助梁启超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后为我国古籍整理作出巨大贡献;戴家祥,1926年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来因其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上的造诣,被称为“金文研究第一人”;赵万里,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后来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在版刻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上都超过了前人。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王国维进入清华园,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被看待为20世纪学术史的一件大事。立命于现代教育机构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了一位被视作遗民学术圈的代表人物为首席导师,且此人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力荐,在当时不可谓不轰动。从民国时期取不同立场的学者们的追忆文字来看,外形如遗老的王国维,思想学问上实是旧学的破坏者。民国学术界早就关注他,1917年蔡元培想聘他到北大做教授未成,到20年代通过马衡,设法请他做了一段时间北大国学门的通讯导师。王国维的同乡学者、后来任过台湾“故宫”院长的蒋复璁认为:“要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传统就不能不想到静安先生的道德与学问,在‘五四’后讲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条路子是他开创而有光辉的成绩。”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是在王国维身后,陈寅恪对他学术方法的概括。顾颉刚当年悼王国维先生的文字,也非常值得转述:“他的学问,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保存国粹的;这是大错误。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而在方法上、思想上。”“静安先生在二十年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注于考古学及史学。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做经书(圣道)看而当做史料看,圣贤不当做圣贤(超人)看而当做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这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正使胡适感到了王国维的存在。王氏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和独到的见识,是同代旧派学人所不曾达到的,也是新潮学界所不曾注意的。王国维仍保持着年轻时借助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读《红楼梦》的敏锐和好奇。

  迁入清华前,王国维在北京住地安门织染局十号。1924年初,蒋复璁去家中拜望,王国维相送一本白纸铅印的《静安文集》,里面收有他早年译的康德、叔本华文章,拜伦诗以及以叔本华学说为出发写成的《红楼梦评论》。蒋复璁问先生以后还想用西学做点什么工作,当时正研究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的王国维说,想用英文译本重译《马可·波罗游记》并加以考证。这部书没有来得及写,他就自沉于昆明湖了。为梅兰芳执笔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许姬传,回忆古文物学家徐森玉曾同他谈论王国维,说他著述的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徐和王私交好,有次去家中拜访,王国维正在写《宋元戏曲史》,桌上和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四处摊开,聊天也左右不离这个话题,并将辩难得出的结论都记在笔记里。过段时间再去,见他已经完成了《宋元戏曲史》校样,书桌和书架上全部换成了下一本书的资料,和人谈话的题目也全变了。

王国维所谈的三点都是建立在一种比较文化意义上的问题。戴震在人们的共识中是大学问家。胡适认为在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哲学家。王国维是学问家,但他同时关注一位学问家的哲学思想。这说明他的思考不是单向的。戴震作为清代大学问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有十分引人注目的东西。他的一元论思想,他反对宋学的空泛和虚无,反对程朱理学的以理杀人,崇尚实用的思想和学术,使他成为清学的一个高峰。小说《薛家将》的作者不可能看过古希腊的悲剧,更不可能知道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哈姆雷特情结”,而王国维却在考虑一个比较文学上的问题。他熟悉古典戏曲,对中国戏剧舞台上那种虚拟的神似效果也十分清楚。戏剧舞台上一将几卒,摇旗挥刀,在锣鼓声中,走几个来回,便表示有千军万马。而西方的电影却不同,他们把千军万马真的拉到电影的拍摄现场,投入的实际情形很大,追求的是一种宏大、真实的艺术效果。这是在当时所谓的中西艺术的不同。王国维的这份关注是一般文人所不可能有的。作为一个在世人看来保守的旧学者,他考虑的问题却是十分现代的,他的思想没有停滞,他对新知的追求没有停止。更何况在自己不明白的情况下,又主动地向一位后生请教。

  王国维于学问上的成就,大贡献都在35岁后。他是浙江海宁人,父亲擅书画但无功名,是当铺里的一个朝奉先生,也就是管事人。王国维在乡里有少而敏达的名声,18岁中秀才,后来却屡试不第,22岁后离家到上海求出路。他先在时务报馆谋到书记员的差事,后来转入讲授新学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跟日本老师学了日文和英文,开始接触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康德和叔本华学说,遇到当时还是维新名士的罗振玉,获他识拔、资助,从此在生计和治学上一生未能和罗氏分开。

我们只有在王国维这样的大家身上看到如此的人文景观。

  在罗振玉所办的《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上,当时大半是王国维的翻译和撰述。1913年,他29岁东渡日本,在东京的物理学校苦读日文、英文,学习数学、物理和西方哲学,奠定了融通中外思想的基础。从31岁到36岁居北京5年,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出发来做中国文学批评,研调诗词戏曲,《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等传阅极广的著述陆续在这一期间出版,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王国维被学界所重,中国文学史对通俗文学价值的认识也由他开始。在为《国学丛刊》起草的出版宣言中,王国维提出了于中国近代学术之形成有启发的思想,“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辛亥革命后,王国维跟随罗振玉,携家眷再渡日本4年半。从日本开始,36岁后的他进入了中西文化会通时期,专治经史,做大量甲骨文拓片的调查和考释,将经史与实物新史料合而为一,相互证明。这是他以古史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声誉之始。在学界中人看来,他最伟大的成绩要算《殷周制度论》,这是他研究甲骨文的大发明,梁启超赞为“绝学”——“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

胡适不能不对王氏的问题投下相应的关注。

  在清华两年,王国维每月400元大洋,在全国教授中应是数一数二的高薪——据清华校史资料,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确定教授的薪金标准为300~400元,最高500元。讲师为120~200元,助教80~140元,普通校工9~25元。1925年春迁入清华后,王国维和研究院的另一位教授朱自清都住在西院,有说是他不愿住好的北院洋房,而西院里完全是中国式的房子。王国维家租用了16号和18号两栋。“16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件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这是王东明对父亲书房的回忆。在她印象中父亲生活很有规律,如果没有预先的约会,每天上午一定步行到公事房办公,下午在家中书房研读或撰稿。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使他自1917年“暴得大名”之后,那一直处于巅峰状态的学者心理受到了一次意外的震荡,多年来他真正有了一次与学界高人交流的机会,并得到了一次学人少有的高峰体验。也使他进一步明白学术界同样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高山仰止。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

  语言学家姜亮夫撰文回忆当年考进国学研究院后,第一堂课就是听王静安先生讲的。先生“上课不大抬头看学生”,但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再用三体石经和隶书做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校园里每周六有师生同乐会,王国维虽然像平时一样寡言笑,但偶尔也会即兴表演节目,比如梁启超背诵《桃花扇》的时候,他就背一篇《两京赋》。两人记忆力都很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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