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来源:http://www.gdawj.com 作者:文学文章 人气:192 发布时间:2019-11-24
摘要:自严羽《沧浪诗话》提出“盛唐体”,始有盛唐诗之说,主要以开元、天宝年间诗为主,或有延至代宗永泰年者。如以诗人为标志,则起于张九龄,止于韦应物。后明代高棅又推出其中

自严羽《沧浪诗话》提出“盛唐体”,始有盛唐诗之说,主要以开元、天宝年间诗为主,或有延至代宗永泰年者。如以诗人为标志,则起于张九龄,止于韦应物。后明代高棅又推出其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常建十家诗,以为“此盛唐之盛者也”。也就是我所说的“盛中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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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大致可分作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初唐通常指唐朝建国至唐玄宗之前的约100年,盛唐指唐玄宗至代宗的约50年,中唐是德宗至文宗的约50年,而晚唐则是文宗后期至唐朝灭亡的约70年。实际上阶段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

历来言唐诗者,包括如今的各种文学史和教材,多李、杜并称,或在李白、杜甫之间争高下、比优劣,反把王维撂在了一边,此似不太公允,更不符合三者生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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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

李、杜、王生活于同一时代,把他们视为诗中大家,人无异词。若从三人生前的情景来说,王维名声最大,在李白未出川前,王维名满天下,尤为京城贵族所重。就连安禄山也久闻其大名,素爱其才,攻占长安,俘获王维后,就逼迫他出来任官,想利用他的名声和影响为“大燕朝廷”装门面。尽管王维吞药成疾,称病不出,但在刀剑棒戟多次架于脖颈的恐吓威胁之下,只得出任伪职。而此时杜甫还是个无足轻重的普通诗人,被叛军逮捕关入难民营中,与王维的诗名不可同日而语。李白也是初到长安,贺知章读其《蜀道难》,赞叹不已,称其为“谪仙人”,荐之于唐玄宗,应诏进宫供奉翰林,由此才诗名大振。然一年不到,便被赐金放还,星光又有所暗淡。但王维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仍星光闪烁,官衔远在李、杜之上。去世次年,代宗皇帝便御批出版他的诗文集,称王维为“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时论归美,诵于人口”。并以为“天宝中诗名冠代”。也就是说,在王维、李白、杜甫相继去世的代宗年代,仍以王维的诗名为最高,李白次之,杜甫又次之。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感叹:“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随着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诗歌的优劣之争随之涌现。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初唐”是唐诗的准备时期,诗歌尚受六朝绮丽诗风影响。主要诗人有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等,合称初唐四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的名次逐渐发生了变化。生前名位最高的王维,只因在安禄山手下做过官,气节不足,故在后世影响渐逊于李、杜。朱熹就曾说:“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朱是有影响的人物,故自元、白之论出,特别是两宋之后历朝各代,论唐诗之冠,总在李、杜之间论高下,王维反在其后。只有王士禛等少数人仍以王维为尊。也有三人并列者,如明王世贞便以为李、杜、王“真足三分鼎立,他皆莫及也”。陆时雍也认为“王摩诘之清微,李太白之高妙,杜子美之雄浑,三者并称”。清人徐增等也是三家并列,但今人仍多李、杜在前,王维在后。

中晚唐:三派观点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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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总得靠作品说话。也不能总是李、杜并论,这里不妨加上王维,对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三大诗人的诗作,来个简要评比。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以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自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美,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开始有了李杜优劣之争,并出现了三派意见。

而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亦继承六朝风格,诗风婉丽优美,并完善近体诗之格律。而陈子昂是初唐的复古派,倡导革新。他反对六朝文风,追求汉魏风骨,对当时诗歌风气产生一定影响。此时律诗体制渐次完成,格式固定下来,五七言绝句地位亦得提高。

清人沈德潜说得好:“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王、李、杜三大家自然也不能例外,各有强弱。比较起来,李白最擅长者有二:一为乐府诗,是其终生的成就,《蜀道难》《将进酒》等无人可及,虽用乐府古题,却诗意独创,为己所用;二为五七言绝句,为千古绝句典范。杜甫亦有不少乐府名篇,如《兵车行》《无家别》等,但多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自为新语,后人称为 “新题乐府”,正与李白的古题乐府不同。而王维被弦弹唱的诗则多于李、杜,他的《渭城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红豆》等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天下传唱。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可见一斑。故三家乐府诗成就不同,各有千秋,终究以李白为上。五言绝句,王维、李白千古绝调,杜甫不及;七言绝句,李白居前,王维次之,杜甫居后。

在李杜之后,最初表明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欢杜甫的诗,因此在为祖父灵柩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主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腐败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盛唐

若论五言古诗,李、杜居前,王维次之。李犹存古意,杜已为变体。七言古诗,杜甫第一,李白次之,王维又次之。五言律诗,王、孟、李、杜、岑参最为杰出,然毕竟以王维为最,李、杜次之。七言律诗,王、杜在前,李白居后。宋元、明初多以杜甫为第一,自李攀龙推“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焉自放矣”。世人遂以为王维高于杜甫,后多有争议,直到清人方东树发话,才有定论,他认为唐人七律有二派:“一曰杜子美,如太史公文,以疏气为主,雄奇飞动,纵恣壮浪,凌跨古今,包举天地,此为极境;一曰王摩诘,如班孟坚文,以密字为主,庄严妙好,备三十二相,瑶房绛阙,仙官仪仗,非复尘间色相。”自此以后,争论方休,然毕竟杜高于王。

但是,相关观点立刻受到韩愈的反对与驳斥。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不同的文人集团,论诗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扬杜抑李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盛唐”是唐诗的成熟时代,政治安定和社会繁荣,奠定了盛唐的坚实基础,再经初唐的准备时期,诗歌创作进入成熟期,各体俱备,作品内容充实,风格也多样性。

诗人固有高下之分,又有能否开派之别。如李商隐与杜牧同为晚唐成就卓越的著名诗人,李能开派而成西昆体,杜却不能。再说李白、杜甫、王维三大家,不仅个人成就卓越,特色鲜明,而且还开创了不同的诗风,李以浪漫奔放为主,杜以写实沉郁为主,王以清纯唯美为主。严羽说:“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若论诗中之禅意禅味,则李、杜又逊于王。三人各有所能,世人也多以别称来彰显三人的所长与特色,如称杜甫为“诗宰相”,王维为“诗天子”,李白为“谪仙人”,又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王维为“诗佛”。清人徐增还从天、地、人三者关系,称李白为“天才”,杜甫为“地才”,王维为“人才”。其实,王维生前因与孟浩然、裴迪、丘为、綦毋潜、储光羲多有交往唱和,在其周围已形成这一流派,后钱起等均受其影响,直到清初王士禛倡“神韵说”,仍以王维为宗。杜甫的诗风在身后始得光大,先有元、白倡导新乐府而以杜甫为优,后有王安石以杜为尊,特别是江西诗派以杜为祖,遂成一大流派。唯有李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后人难以仿佛,只有李贺、苏轼等个别人稍得其近,继者寥寥,故虽开诗风,但以诗派论,则在杜、王之后。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 曾评介:“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颁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确表态:“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山水田园派的王维、孟浩然和储光羲,描写退隐生活和田园山水,诗风恬静清朴,流露浓厚佛道和退隐思想,追求清静闲适的精神生活,作品以五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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