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 藏民族 宗教文化心理,有洪福的圣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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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吉思汗斩杀萨满帖卜、腾格里的惨烈结局,可以说标志着成吉思汗观念上的改变:蒙古族的哲学中心由自然转向了社会人事和人本身,哲学对象从无所不包的自然转向了社会及思想规

成吉思汗斩杀萨满帖卜、腾格里的惨烈结局,可以说标志着成吉思汗观念上的改变:蒙古族的哲学中心由自然转向了社会人事和人本身,哲学对象从无所不包的自然转向了社会及思想规律上,从主要考究人之外的客观对象开始转向了主体及其意识。换句话说,人的问题比自然及天神的问题更为迫切重要了。正因为这样,成吉思汗实行了汗权高于神权的政策和法律。成吉思汗在《大札撒》中明确规定“尊重所有宗教,但不使任何宗教享有特权”。不给特权,对不同宗教采取平等的态度,正是汗权高于神权的治国方略。当汗权与神权发生冲突时,成吉思汗无情地镇压了萨满巫师,并把萨满教改造成了为其政治服务的思想工具。帖卜――腾格里成吉思汗继父的长子,曾是一名闻名遐迩的萨满教大巫师,可与神灵沟通,能升入上天,并以诸神做后质,他也曾得到成吉思汗信任。然而,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开始觊觎汗国的最高权力,公开干预成吉思汗的特权。在孛儿帖夫人的提醒下,成吉思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命人把通天巫士无情地镇压了。从此,萨江教失去了至高无止的地位,而不得不屈从于权势至尊的大汗的意志。因此,在从神本主义过渡到人本思想的过程中,成吉思汗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以汗权高于神权的政策和法律,把萨满教的天命观改造和发展成为哲学的天力论思想。其核心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把天和人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发现人,肯定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思想。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天力论中包含的积极思想内涵。

“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蒙元时期,在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藏传佛教流入中国汉地。藏传佛教,又名“喇嘛教”,是藏族人的主要信仰,也是蒙元以前吐蕃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在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大部分教义经典,并吸收吐蕃原始宗教——苯教的基础上,形成了藏传佛教。赤松德赞统治时期,继续宣扬佛教,迎请高僧,译经度僧,“凡诸见行,皆应依从静命堪布传规”,损害到部分贵族的利益。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赞普时期,在一些贵族的撺掇下,他取消了保护佛教的一切法令,剥夺了寺院和僧侣的财产,毁灭了三宝。朗达玛灭佛,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崩溃,吐蕃国内政治统治分崩离析。自此,吐蕃陷入地方势力割据称雄的时代,不过,对于藏传佛教来说,却得到了复苏的良机。公元11世纪,一些力量雄厚的封建领主,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巩固地盘、攫取更多的权益,各自扶持了倾向于自己的喇嘛集团,从而推动了藏传佛教的发展,这些喇嘛集团的出现,标志着藏传佛教内部分裂的开始,也意味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吐蕃的佛教,来源复杂,有源自河西、于阗的,有来自印度、尼泊尔的,他们秉承的佛典、教义有很大不同;而吐蕃的僧人们,授徒传经,各有门庭,“设道布教,各化一方”,“各标一胜,各树一帜”,于是,在藏传佛教内部形成了若干门派,先后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觉囊派、觉域派等,其中噶举派又分出香巴、噶玛、帕竹、蔡巴、止贡、达隆等支派。这些教派经济独立,拥有各自的法主、寺院、势力范围,信奉不同的佛典。它们根据某种政治或宗教需要,随地名、祖师名或某一宗教学者名而命名自己的宗派。甚至,许多教派的创始者,就是出身于旧贵族而依附于新领主的僧人,或本人就是领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如萨迦昆氏。

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从元朝开始,西藏进入了一个长期统一的教派执政时期,直到1959年自治区民主改革。从蒙元时期开始逐渐放大的藏民族宗教心理,在封建专制时期确实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地区经济的作用,但其也使后来的藏民族因固守神佛意识而排斥现代化潮流。

这时的佛教已传入蒙古,西征期间成吉思汗与佛、道已有接触。有元一代,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还都仍以萨满主持祭祀。有的贵族还非常酷信,贵由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终日与萨满共处,蒙哥汗及皇族也“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但由于统治范围日益扩大,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各有异同,为达到“固其俗而柔其人”的统治目的,蒙哥汗及皇族除蓄养萨满外,也赡养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僧侣,并亲自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当时和林有庙宇十二所,回教礼拜寺二所,基督教堂一所,成为各民族宗教云集之地。

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崛起于漠北高原,进而摧枯拉朽般西征中亚诸国,讨金、伐夏。公元1223年春,成吉思汗停止西征,决定取道印度、土番回蒙古,“欲取道土番而进,行数日,因所经之途山岳起伏,森林遍布,难于通行;遂返富楼沙,改循前赴波斯之来路退军”。此“土番”即吐蕃,成吉思汗曾打算在回师途中,经行吐蕃,攻取该地,但复杂的地理迫使他放弃了这一计划。此时,吐蕃国内,教派林立,各封建主和教派法主早已听闻蒙古军的威名,深刻地意识到,地势的险峻阻挡不了蒙古军征战的步伐。要想巩固地盘或继续设道布教、弘扬佛法,必须与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建立联系。

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从元朝开始,西藏进入了一个长期统一的教派执政时期,直到1959年自治区民主改革。从蒙元时期开始逐渐放大的藏民族宗教心理,在封建专制时期确实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地区经济的作用,但其也使后来的藏民族因固守神佛意识而排斥现代化潮流。 蒙元时期 藏民族 宗教文化心理 13世纪初期,藏传佛教基本完成民间传教与地方割据势力联合的重生使命。为了不被汉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原,忽必烈毅然选择已趋于成熟的藏传佛教。元代中央政权的宗教政策,又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基本奠定了此后藏民族700年的文化发展方向,强力巩固了藏民族的信佛崇佛心理。当前,实有必要追溯和分析蒙元时期藏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心理的形成及其影响作用,以有效引导当前藏民族的文化发展,为新西藏的科学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元代华夏大地上,藏传佛教一统天下释教,随之藏民族的宗教心理被空前放大。细加分析,藏传佛教能独步百年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蒙古贵族实需藏传佛教为其一统华夏保驾护航。13世纪初,蒙古人的萨满教已远不能满足其扩张的需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汗帐里,常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蒙元权贵一直在找寻一种适合自身的“新宗教”。窝阔台汗时,阔瑞王子为保证蒙军经四川攻宋时的侧翼安全和安定信佛的西夏故众,开始发展与西藏的关系。1252年,忽必烈奉蒙哥汗命攻宋。为了保障蒙军过藏时的安全和方便,忽必烈又急召藏区噶玛噶举教高僧噶玛拔希和萨迦派班智达贡噶坚赞。从萨迦班智达宣讲轮回转世说、凉州会谈和幻化寺弘法,到八思巴为忽必烈授萨迦派灌顶和助其继大汗位,萨迦高僧凭借其精深佛理和过人智慧为蒙元皇族屡次排忧解难。由于藏传佛教大德确能担当精神导师之责,元朝中央政权便开始了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长达百年的密切合作。 其次,藏传佛教各派需要依附强权得以生存和发展。经历了浮华初兴、百年沉寂和两路弘法,藏传佛教趋于成熟,各教派争相发展。当阔瑞慕名力邀帕竹噶举的京俄仁波切去蒙古当受贡喇嘛时,后者便“鼓动”萨迦班智达北上“犯险”,自己却急避顿塘。当忽必烈为借道康藏而力邀噶玛拔希时,后者却婉言谢绝。不久,噶玛拔希便与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建立直接的布施关系。各教派结交强势王权得以依附和供养的心理日益鲜明。八思巴在1252年和1255年两见忽必烈,表现得前倨而后恭,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朵甘思听到了蒙哥汗分封西藏后对萨迦派极其不利的消息。“蒙哥汗在西藏实行分封之后,蒙古诸王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统治自己在藏区的封地需要得到藏传佛教首领的支持和帮助,而藏传佛教的领袖们也逐渐认识到蒙古统治者的封授对自己教派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①相比较于噶玛拔希的避险务实,萨迦高僧显得深谋远虑。萨迦派在当时西藏宗教界以理论见长,僧俗综合实力较弱。但是八思巴叔侄确实洞悉到了西藏当时的实际形势,并能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再加上八思巴对忽必烈的忠诚,萨迦派才拥有了近乎涵盖整个元朝的辉煌。 最后,西藏社会底层民众虔诚向佛实为自身求得超脱。11世纪崛起的藏传佛教,一改吐蕃王朝时的贵族宗教做派,潜心传教和虚心借鉴笨教的存活之道。与各地豪酋联手的各个藏传宗教派系,逐渐控制了广大信众的思想。萨迦主寺的大规模扩建和曲弥大法会,使得民众对其更为狂热和痴迷。目睹帝师法王们一个个位高权重,藏族民众殷切期望高僧大德能够指引他们未来的方向。还有那些“爪玛洛”战士和聆听惯了赞普号令的民众,一直希望和等待着王室的号令。往日的号令和辉煌永远不会再来,“但是信仰不能存在真空,心理不可能让其停止运转,于是民众将往日对王朝的情感,转而投向宗教”②。佛教的导引填充了吐蕃王朝的没落的心理空缺,藏族民众对于藏传佛教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拥戴,佛教从此挂载上了民众对于来世的殷切期许。 元代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 古代当权者用武力和宗教加强专制可谓司空见惯。但近代以来西藏发展的滞后,不禁让人们对元代空前膨胀的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再作点评。 从积极方面讲,藏传佛教起到了维护元代国家统一和发展西藏的作用。当初萨迦班智达凉州为阔瑞治病时就以轮回转世说,为蒙古人灭夏给予了理论佐证。凉州会谈后班智达向西藏各界所发的倡议书,又为蒙古人统一西藏僧俗思想认识再添新功。八思巴初见忽必烈时介绍了佛教的转经轮王理论。忽必烈庆幸自己找到了用以对抗儒家千年宣讲的中原正统伦。蒙古人统一华夏后,萨迦帝师又谨遵圣命,善待天下僧俗。在文化方面,帝师八思巴还受忽必烈之托创制蒙古新字,为元朝把众多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多位帝师还先后在建筑、美术、工艺、文学、历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帝师作为宣政院事统管全国佛教事宜,在汉地佛教中广收弟子和为汉地寺院免征役税据理力争。萨迦帝师和帕竹第悉,在加强西藏统一管理和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也是功不可没。 中央政权有力支持宗教界的同时,萨迦帝师也确具相当的凝聚力。为了树立八思巴在西藏宗教界的绝对权威,忽必烈曾打算要求西藏各教派都归于萨迦门下,但是八思巴阻止了这一行为。1276年,八思巴组织曲弥大法会和颁布法旨免征西藏各寺及其米德役税,都空前团结了西藏宗教各界。在划分拉德和米德后,八思巴又主持划分了西藏的十三万户事务。把划分的十三万户纳入朝廷管辖的萨迦政权之下,结束了吐蕃王朝灭亡后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局面的形成对于西藏社会稳定、经济文化较快发展和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藏传佛教固然能与武力结合,有效维护封建专制集权;但是把人引向神佛虚无信仰的宗教的确非常危险。蒙元时期快速发展的藏传佛教,对于藏民族及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不乏长期深远的消极影响作用。 超强的宗教势力强化了人们的神佛心理。元朝中央在西藏实行的帝师制度、围绕宗教活动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文化活动,使藏族民众感受到佛的无处不在和法力无边。萨迦帝师一统西藏僧俗大权,还号令天下释教;萨迦不光大力扩建主寺,且在西藏各地及高原周边藏区大力修建萨迦寺庙;其他各派也纷纷做大做强。尤其是规模宏大的曲弥法会将藏区的佛教信仰推至顶峰。佛教在其轮回转世说禁锢藏族民众的基础上,萨迦帝师还请示中央免除了僧庙的役税,将精神控制和民众的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1959年以前的西藏,做喇嘛远比做农奴好处多得多。既然事佛利益多多,藏族同胞把献身佛法看成是终身义务,而绝非权宜之计。虽然西藏民主改革使藏族人民当家作主,但长期以来的向佛心理并不能在短期内得以消解。 藏族民众崇佛心理过强阻滞西藏地方社会的正常发展。吐蕃王朝大兴佛教,举全民之力一搞就是几百年,即使强盛的吐蕃王朝也不堪重负。元政权建立帝师制度,萨迦派宗教领袖统掌地方大权,佛教大小各派实力大增。明代的宗喀巴大师更是通过整顿藏传佛教,进一步巩固了佛教的社会控制力。相比同时期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解放人,宗喀巴所为却是更加禁锢藏人。于是西方尽早步入近代化阶段,而西藏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1956年,共产党人刚准备民主改革,就有一大批卫教分子反对,并组织了1959年的武装叛乱。千年宗教思想沉淀确实禁锢了一些人,使他们陷入极度狂想之中不能自拔,并经常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蛊惑民众破坏社会稳定和正常生产。 另外,藏传佛教的教派利益之争严重影响和破坏地方社会发展。从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开始,就与地方各种割据势力相联合,形成多个不同教派。教派利益之争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元朝时,由中央政权支持的萨迦派无疑是各派中最具竞争实力的,但也因此遭遇了其他派别的抵制和仇视。元末日渐式微的中央政权和萨迦只能听任帕竹噶举势力做大做强。元政权建立前,萨迦派综合实力并非最强,但有朝廷支持就非同寻常了。元朝一灭,西藏佛教各派纷纷进京讨封,明王朝为了西藏地方的安定就有了当时“众封多建”的局面。明朝末年,西藏地方新旧教派的争斗迫使格鲁派向蒙古贵族求援,斗争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直到明末清初,才基本建立格鲁派与蒙古汗王在西藏的联合治理。长期的教派争斗,不断加大教众的教派和法王意识,大大加剧了西藏地方的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人的解放最困难的就是思想解放,藏族同胞只有尽早尽快从千年沉淀的宗教文化心理中勇敢地走出来,才会绘出美丽的人生和社会画卷。随着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人性的力量在不断地释放,传统的神性信仰随之相对萎缩。虽然有人还在布达拉宫转山祈福,但是西藏社会已经在现代化大潮推动下不断向前迈进。 (作者为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1年度西藏自治区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科研课题“当前西藏高校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2011065) 注释 ①邓锐龄,陈庆英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②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6页。

忽必烈对各种宗教虽继续奉行先朝政策,但已偏重佛教。吐蕃人八思巴,相传自他祖先朵栗赤时开始,用法术辅佐吐蕃王,称霸西域十余世。八思巴7岁时,能背诵几十万字的经文,并且能粗通经文大意,吐蕃人称他为圣童。15岁时,在潜邸拜谒皇帝,皇帝与他交谈,十分高兴,越来越喜欢他。中统元年皇帝即位,尊他为国师,授予玉印。因他曾奉旨造蒙古新字,故称号升为“DBFW”。十一年,八思巴向皇帝告辞回到土蕃,由他弟弟亦怜真嗣位。至元十六年,八思巴死,皇帝下诏追赠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DBFW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亦怜真嗣位六年后死去,又由答儿麻八剌剌吉塔嗣位。从此,每当帝师死后,一定要从西域选取一人嗣位,在整个元代没有改变。

最早与蒙古皇室建立关系的是萨迦派,萨迦派形成于11世纪,创立者是昆·衮乔杰布,他建造了金刚座具吉祥萨迦寺。史料记载:“有洪福的圣主成吉思汗信奉的喇嘛为萨迦贡噶宁布”并“从遥远处认贡噶宁布为上师,免除了所有藏人的差税,给卫藏的三佛田和僧伽行供养,成为佛教的施主法王”。贡嘎宁布为萨迦教法之主,被尊称为萨迦初祖,但他的生活年代与成吉思汗相距甚远,而且成吉思汗时代,萨迦也没有名为“贡嘎宁布”的另一人,所以,关于成吉思汗与贡嘎宁布的供养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出现这种传说,与元前期萨迦教派的宣传有关,其时,萨迦派势力隆盛,为进一步获得元廷和其他教派的认可,就与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联系了起来。另有文曰:萨迦喇嘛察克罗乍斡阿难达噶尔贝曾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请,赶赴蒙古宣传佛法,路经河西,他盛传教旨,广事宏扬。到达兰州时,坐化圆寂于白塔寺。陇中佛教,从兹日盛。也就是说,成吉思汗时代,萨迦教派确实曾经派人与之联系过,并引领了河西佛教的鼎盛。

由于蒙古宫廷尊崇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蒙古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代宫廷之所以尊崇喇嘛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民族的原因。就文化发展水平来说,蒙古族文明与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在藏传佛教和中原地区的禅宗两者之间,显然其更有可能接受藏传佛教。其次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在元代前期和中期,元朝政府利用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中的萨斯迦派,对宣政院辖地进行统治。藏传佛教实际上是元朝政府在吐蕃地区的政治工具。元朝时代,吐蕃僧人利用每次为宫廷做法事的机会,以“房中术”、“大喜乐”等旁门秘术取悦于蒙古贵族,这些都是中原地区的禅宗做不到或不屑于做的,而藏传佛教却以此迎合了蒙古贵族骄奢淫逸的需要。

窝阔台时期,萨迦派与蒙古皇室的关系得到了正式的认可。1236年,窝阔台发兵进攻南宋,皇子阔端率领领西路军进攻四川,路经河西,他迅速攻取了秦州、巩州等地,后来,窝阔台就“把唐兀惕地区封给他做分地,并把他和军队一起派遣到了那里”,从此,阔端开府西凉,以河西为中心建立了兀鲁思。阔端锐意经营河西,积极拉拢居住于河西的吐蕃部落,对其酋长赐以重金、银符,封给官爵,随着对吐蕃社会的了解,阔端意识到,要想征服毗邻河西的吐蕃,必须利用藏传佛教。1247年,他邀请到萨迦派的四祖班智达来到凉州。在迎请诏书中,阔端说:“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对萨班的虔敬之心溢于言表。经过谈判,两人议定了吐蕃归附蒙古帝国的条款,自此,吐蕃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萨班致书吐蕃各地僧俗首领,说明了蒙古国对吐蕃的统治政策,也宣告了萨迦教派在蒙古宫廷中获得的特殊地位。

元朝尊崇藏传佛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在通往中原的大道上,吐蕃僧人络绎不绝。西藏与中原的文化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的。

蒙哥汗时期,与蒙古宗王建立联系较为积极的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举派创立于公元11世纪中叶,教义以“大印”和“拙火定”为主,支系众多,有“四大八小”之称,即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绒噶举和帕竹噶举四个支派,其中帕竹噶举又衍生出止贡、达隆、主巴、雅桑、超浦、玛仓、叶巴、修赛八系。噶玛噶举是其中的一派,它与蒙哥汗建立的供养关系使它成为藏传佛教中最早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公元13世纪中叶,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噶玛拔希,离开吐蕃,前往西夏故地,在灵州、甘州一带传法,名声远播。藏文史料记载,1256年,蒙哥汗派出了许多金字使者前来迎请他,他应邀前往。在蒙哥汗庭,噶玛拔希为蒙哥汗讲解四身灌顶,使他产生善体验、发菩提心。噶玛拔希被“汗王奉为顶饰”,成为蒙哥的应供喇嘛,获得了大量布施。在蒙哥的支持下,噶玛拔希在汗廷驻地哈喇和林建造了大寺。不仅如此,蒙哥汗在赏给他金印、无数珍宝后,又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转世从此开始。噶玛拔希是噶举派名僧,他努力弘法,在萨迦派已从蒙古王室那里获得特殊地位的时候,为寻求本教派的发展,他跋涉千里,深入蒙古帝国腹地,得到了蒙古最高统治者的宠信。蒙哥汗逝世后,他又投靠了阿里不哥,之所以这样做,按照蒙古守灶旧俗,身为拖雷幼子的阿里不哥即位为蒙古大汗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形势的发展出乎噶玛拔希的预料,阿里不哥的政敌忽必烈继承汗位,噶玛拔希遭到了冷遇,自此后该教派深受打击。元朝中后期,萨迦教派因内部的争斗,势力渐微,噶玛噶举派三世、四世活佛应诏赴京,得到了元帝的尊崇,噶举教派才渐趋鼎盛。

元朝诸帝笃信佛事,有的一年四季斋醮不断,“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英宗以后诸帝,更是滥行赏赐,耽作佛事,弄得财政经常支绌,以至使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到顺帝时,僧侣出入宫禁,专横路跋扈,丑声四布,加重了元朝政治的腐败,促使元代走向崩溃。但佛教是梵藏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医学传入蒙古的重要媒介。

蔡巴噶举与忽必烈。公元12世纪后期,蔡巴·尊追扎在蔡豁卡建立蔡巴寺,蔡巴派因此得名。尊追扎以修习密法为主,“其纯善事业,如大白伞盖,周遍映蔽”,僧徒众多。至13世纪时,蔡巴已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教派。蔡巴与忽必烈的接触较早,忽必烈驻军六盘山时,身边就有蔡巴派僧人,由于不善于讲论,对忽必烈的信仰影响不大。不过,蔡巴噶举在卫藏地区的势力强大,历任寺主在处理与蒙古皇室的关系时也比较积极,因此,在忽必烈成为大汗,划封卫藏十三万户时,就任命当时的蔡巴寺主桑结欧珠为万户长。后来桑结欧珠的儿子本·仁坚任寺主时,专程到大都朝贡,忽必烈又赐予他“晓谕百姓之诏书,令其统领机雪上下部、堆隆、扎多、琼布、杰门、以及艾、达、涅三区等修缮寺庙之属民。”对蔡巴派的尊崇之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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