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昭和父亲丁景唐在施蛰存家中,《施蛰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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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施先生在文学事业中,一直扮演着“发掘者”的角色。他要发掘生命中一些被常人忽视的内容。我一共只见过施先生两次,那两次会面都在1996年6月我去中国访问期间。但早在那之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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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在文学事业中,一直扮演着“发掘者”的角色。他要发掘生命中一些被常人忽视的内容。 我一共只见过施先生两次,那两次会面都在1996年6月我去中国访问期间。但早在那之前我已经通过书信与施老建立了一种“神交莫逆”的情谊。那段友谊始于1984年一次偶然的因缘。那年春天我接到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转来施先生的短函,大意说:他多年来热衷于词学研究,前不久听说我刚出版一本有关词的英文专着,希望我能赠送一本给他。那封来信令我喜出望外,没想到我一直敬佩的三十年代老作家会突然来信!我一时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就立刻用国际特快把书寄到上海给他。那段期间我正在开始研究明末诗人陈子龙和柳如是,正巧施先生刚出版了一本《陈子龙诗集》,所以他很快就寄来该书给我。后来他陆续请友人(包括顾廷龙、李欧梵、Jerry D.Schmidt等人)先后转来《柳如是戊寅草》《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等珍贵书籍。1988年他又托茅于美教授转来他刚出版的《唐诗百话》。该书深入浅出,篇篇俱佳,其论点之深刻、文体之精练,都让我佩服至极。我于是把它作为耶鲁研究生课的教科书。从此施先生每次来信都不忘为我指点迷津,并指导我许多有关明清文学及女性诗词的课题,后来我与苏源熙合编《传统女作家选集》,大多受到施老的启发和帮助。最让我惊奇的是,他在西方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知识也十分丰富,所以我开始按期邮寄美国的《纽约书评》、英国的《泰晤士文学副刊》以及一些外文书籍给他。从此,上海和纽黑文两地之间,那一来一往的通信就更加频繁了。 1991年施先生从上海寄来他的诗稿《浮生杂咏》八十首,尤其让我感动。他自己说,他的诗集乃是效龚定庵之 《己亥杂诗》而写———那就是,不但悉心校订每一首诗歌,并特意加上注解。应当说,是那部自传体式的诗集,使我开始真正认识到这位“世纪老人”的不寻常。从那个诗集里,我深深地体验到:施老自幼的教育背景、长年以来所培养的阅读习惯,以及个人的才华和修养,都很自然地形成他这样一个人。难怪他二十岁不到就开始投稿了,而且一生中不论遇到什么遭遇,他都能持续地认真求知,并能选择当时最适合自己的文体来“言志抒情”。因此,他在文学事业中,一直扮演着“发掘者”的角色。他要发掘生命中一些被常人忽视的内容。 对我来说,他的《浮生杂咏》之所以如此动人,乃是因为在那部诗集里,我可以自由地“发掘”出许多我们这一辈人所不熟悉的“文化记忆”。所以当我读到他所叙述有关与大学同舍生“一灯共读对床眠”,与戴望舒等人在二十年代白色恐怖中害怕国民党“奉旨拿人犬引狼”的往事,以及有关松江老家“芜城门巷剩荒丘”的景象时,心中尤其感到震撼。此外,施先生寄来的那本《浮生杂咏》校样中有好几处有他的亲笔“更正”,所以特别珍贵,我因而小心珍藏之。 我喜欢阅读施先生的文字,不论是他的诗或是他的信件,都让我有“如见其人”的感觉。其中有几封施老的来信至今令我难忘。1991年春天他寄来了一封信:“你的邮件,像一阵冰雹,降落在我的书桌上,使我应接不暇。”“说一声‘谢谢’,就此了事,自觉表情太淡漠,但除此以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其形象之生动,文字表达之诚恳,令我百读不厌。又次年暑假听说他身体不适入住医院,我心想专程到上海看他,但一时由于家累及其他原因无法动身,他立刻来信安慰我:“我近日略有好转,天气已凉,可逐渐健好。但我不是病,而是老;病可医,老则不可医。今年八十八,尚能任文字工作,已可谓得天独厚,不敢奢望了。我与足下通信多年,可谓神交莫逆……虽尚未有机会一晤,亦不拘形迹,足下亦不须介意,千万不要为我而来。”他那种朋友间“如能心心相通,见不见面无所谓”的态度,令我感动。但四年后我还是到了上海拜见他,终于如愿。 后来辜健先生把许多施老给我的信函收入了他所编的 《施蛰存海外书简》中。顺便一提,是施老的另一位学生张索时首先代替辜健向我索取那些信件的影印本的。在那个还没有电子邮件的年头,每封信都得亲自用笔写出,信纸也必须因收信人而有所讲究,所以私人信件就更能表达写信人的“真性情”。我一直很喜欢用“抒情”二字来形容文人书信的特色,有一年甚至从头到尾朗诵了一大本美国小说家 Henry James 和Edith Wharton 两人之间的书信集,我将之称为“抒情的朗诵”。 据我观察,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常常会引起连锁反应的效果,而这种“连锁的反应”乃是研究文人传记最宝贵的材料。例如,八十年代开始我和施老的通信无形中促成了他和老朋友张充和女士之间的通信。他们早在三十年代末就互相认识了,当年正在抗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都流寓到了云南,施蛰存也只身到了云南大学教书。正巧沈从文先生就住在云南大学附近的北门街,有一天施先生到沈家去参加曲会,那天正好轮到充和女士表演清唱,所以彼此就认得了。后来经过半个世纪,居然还能以通信的方式重新叙旧,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作为他们的后辈,我很愿意为他们两位老人家服务,我告诉他们,凡是转信、带话之类的事对我都是义不容辞的。同时我也能从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学到许多上一代人的宝贵文化。我一直难忘1989年春天施先生托我转送的一封信,那是在沈从文先生逝世将满一周年时,他因收到充和赠他的一个扇面,感慨万千而写的回信。 两位老人之间的通信之所以特别感人,乃在于彼此曾经在战乱时期炮火纷飞中有过共患难的经验。三十年代的昆明乃为一文化大本营,当时知识分子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坚固情谊,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息息相关。那是一种终身不忘的情谊。 最让我动怀的是,施老与充和两人的交情一直延续到下一代的师生传承关系。在施先生去世四五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上海陈文华教授的来信,她告诉我,施老的另一位弟子沈建中正在编一部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希望我能帮他索求张充和女士的题字。我接信后立刻赶到充和处。充和看信后十分激动。她那时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但一听说是老朋友施蛰存的学生要的题字,就立刻起身“奋笔成书”。她一直叹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老朋友离世之后,还有机会为他题字……”但她又说:“我今天写的,只是练习而已。你是知道我的,我每次题字,至少要写上数十遍,在纸上写了又写,试了又试,直到自己完全满意之后,才能算数。你改天再来拿吧!” 一个星期之后,充和女士如期交卷。后来陈文华教授和沈君也都分别来信致谢。但在那以后许久,我一直没听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的出版信息。我当然知道,这样一部大书确实不容易写,也绝对快不得。心想:编者沈建中也够幸运,幸亏他要题字要得早,否则再迟一两个月就得不到充和的题字了。这是因为,近年来张女士身体大衰,早已拒绝所有题字的请求。尤其是,自从2012年春季张女士过百岁生日后,她已经正式封笔,而那张写字桌也已成为专门养兰花的地方了。 两个月前我终于收到沈建中所写这部《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的电子稿,很是兴奋。我发现,这是一部非比寻常的大书,编写历时十五年之久,全书共得百余万字。最令人感佩的是,沈君白天在金融界上班,长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对近现代文化、学术和文献文物的研究。目前他的专着已出版有九种,并编有二十多种与学术文献相关的书籍。但他自认最勤、最用力的就是这部为施老所写的《编年事录》。此书投入精力之大可谓空前。从头到尾,沈君力图精耕细作,他虽采取传统编年的纪事方法,但却很巧妙地把施先生的个人经历放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大框架中来展现。所用的材料,除了施老自己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之外,还广泛涉及地方史、校史、报刊史、出版史、抗战史、反右史、“文革”史,以及许多与施先生交游者的信件、笔记、年谱等。此外,书中还有多处反映沈君个人的思考和刻意探究的史实,比如:施蛰存与鲁迅、茅盾等人的关系,1933年后他不断受到围攻,抗战远赴内地的情况,反右前的“疏忽大意”等等,一切给人一种包罗万象的充实感。可以说,这是一部以“编年”形式撰成的翔实“传记”,也是供给二十世纪“文化记忆”的宝贵资料库。我想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从如此庞大的 《编年事录》 中挖掘出他所想得到的资料和信息。 以我个人为例,我目前最想考证的就是有关施蛰存于1937年逃难至云南的旅途经验,以及他对那段经验的文字描写。我所熟悉的施着《浮生杂咏》正好以那个历史的转折点作为结束———最后一首写道:“倭氛已见风云变,文士犹为口号争。海渎尘嚣吾已厌,一肩行李赋西征。”“自注”也清楚地解释道:“我以朱自清先生之推毂,受熊公聘。熊公回滇,而沪战起。我至八月尾始得成行,从此结束文学生活,漂泊西南矣。”那个自注很有诱惑性,使我更想探寻他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心灵活动。 有关施先生的逃难经验,我不久前又重读他的 《北山楼诗》,已颇能探知一二。我读到《辰溪待渡》《沅陵夜宿》 等生动诗句的描写,颇能想象他当年作为一个逃难者,那种思虑重重、十分焦急的心境。然而诗歌的语言究竟是富有隐喻性的,如果没有其他可靠的现场资料,很难真正把它放在现实的框架中来研究。我至少必须弄清楚,究竟那些有关“漂泊西南”的诗是哪月哪日写的?是否有可能把那些诗按时间排列?我想,只要有个大约时间的先后,我就可以对施先生当年所写的那些诗歌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可惜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 一直到最近,在我认真查考沈君所编的这本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之后,才终于得到了对施先生这组诗上下文的初步认识。欣喜之情,自然不言而喻。根据沈君所引用的日记资料,我发现施先生1937年那段充满曲折故障的逃命旅程确实是他生命中所经历的最大危险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紧张时光也正是施先生生平在古典诗歌方面最为多产的一段。他每天白天忙着购票拉行李赶车,还要跑警报,晚间则不断作诗并写日记。这个难忘的恐怖经验就是 《车行湘黔道中三日惊其险恶明日当入滇知复何似》那首诗的实际背景。读了这段日记的记载,使我更能体验诗中所写的诗句。 总之,在那次困难的逃生之途中,施蛰存并没停止他的写作。首先,沿途所做的旧体诗不少,这些诗都在那二十三天的空隙间写成。此外,施先生一路上所写的日记与他的诗歌相得益彰,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见证文学。有趣的是,他在途中所写的那些旧体诗无形中也就成了他从此由小说写作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的起步。 这是沈君所编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编年事录》所给我的启发。施老生前曾对我说过:“Dis-cover, Discover,Discover,这才是生命的目标。”相信其他读者也都能从沈君的这部大书发掘出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生命的内容。此书不仅对施蛰存研究有极大的贡献,而且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功不可灭。 这部《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将于今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今年是蛇年,而施老的生肖正好属蛇。这个巧合,不是一般的巧合,它象征着一种人生哲学。《易经》上说:“见龙于田,德施普也。”因为蛇是地上的龙,故施老的父亲给他取名为施德普。后来又给他取字曰蛰存; 因为他生下来的月份正是蛇蛰伏地下之时。施老显然更喜欢他的字,故一直以字名世。他曾说过:“这个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为守则:蛰以图存。” (本文系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为沈建中编撰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一书所作“序言”,限于篇幅,本报略有删节。)

自17岁发表文学作品,直至2003年逝世前几个月还在应报刊之约写散文纵观施蛰存长达81年的文学及学术研究生涯,有评论称,现代精神是施先生的关键词,体现于其人其作,有两大特征:一是创造的,二是自由的。

1988年3月,丁言昭和父亲丁景唐在施蛰存家中

施蛰存则自认这辈子开了四扇窗东窗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乃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北窗是碑帖整理。

1989年2月27日,施蛰存先生写了封信给父亲丁景唐,信如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曾是施蛰存的学生,后因资料收集工作与施先生往来密切。在陈子善看来,施先生所言的四扇窗都开得有声有色、成就斐然,其实不止于此,他还开了第五扇窗,那就是编辑出版工作。

景唐同志:

百科全书式专家全方位出击

冠亚体育下载,松江县志要一篇洪野传,可否请你写一个,不必长,只要叙述其生平就可以了。

1928年水沫书店出版《上元灯》,施蛰存将之定为正式首个短篇集。此后陆续写出历史小说《鸠摩罗什》、《石秀》,心理分析小说《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等。

希望三月上半月惠寄。

无论是《梅雨之夕》里下班不愿回家的主人公,还是《魔道》主角无法摆脱的不宁静心绪,现代人心灵世界的细腻诉诸施蛰存笔端。区别于乡土文学,施蛰存较早地捕捉到都市生活中漩涡式席卷人性的力量。他大胆创新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被李欧梵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钱理群、吴福辉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评价施蛰存为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付于实践。

蛰存北山

读古典诗文长大,拥有深厚传统文化基础,作诗作词作赋并早见成效施蛰存一方面根植本土吸纳养分,同时也善于接受新事物,广泛引进国外现代理论和作品,翻译成为他职业的一部分,也维持了一名文学工作者始终与世界相联系的可能性。

2.27

20世纪50年代,施蛰存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他在资料室编目录、买书,漫长岁月里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书。施先生蛰居斗室,与金石碑版为友,寓所晒台上搭建的北山楼只有6平方米,却收藏了2000余件刻石、碑拓、造像、墓志、塔铭及其它杂刻拓片,品类之盛,堪称中国石刻史资料馆。施蛰存自得其乐,专注词学和金石研究,撰写了《北山楼碑跋》、《词学文录》等一系列著作。

洪野是我国第一位女油画家关紫兰的老师,是很有成就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与施蛰存熟悉。父亲收集洪野的资料时,曾拜访过施蛰存先生,因此,当施先生的家乡要搞地方志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

主编《现代》刊物独当一面

1989年11月1日至22日,父亲写了篇《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刊登在安徽《艺术界》1990年第一、二期合刊上。不知道施蛰存先生要他给松江方志办的那篇写了没有。

1932年受现代书局张静庐之邀,28岁的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当时上海滩杂志封面多是美女照,《现代》一反世俗,采用黑白相间的抽象图案,超现实主义意味颇强;不同于此前的同人杂志,《现代》摒弃门户之见,面向全体文学青年,很快便鹤立鸡群,成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刊物。

奇怪的是,在施先生向父亲约稿不久,父亲又向施先生约稿。不知道是替什么刊物代为约稿。1989年7月31日施先生给我的信中说:“告诉你父亲,洪野文我不写了,想想,没有更多的事可说,已经写过一篇,再来一篇,自觉口臭。”估计后来没有再写。

《现代》之现代色彩,首当其冲就是对外国现代文学资源的输入,几乎每期都有一定版位刊登欧美、日本的现代文学创作动态与文论翻译,体现出与世界文学共时对话的野心。除了开窗呼吸异域新鲜空气,《现代》也培植推介中国现代派创作。在商业经营与文学追求的平衡中,施蛰存试验出一种新的运作方式,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当丁玲被捕的消息传来,许多媒体保持观望或沉默时,《现代》在《编者缀语》中说: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虽在主编岗位仅待了两年零八个月,施蛰存却把一份商业出版物打磨成时代坐标。

在1989年2月27日给父亲信的反面,施蛰存先生给我写信,并且在前一封信中寄了一份剪报,是季子写的《印话三则》,刊于1989年2月21日《团结报》上。文章一开头写:“老友施北山先生……”

直到晚年,施蛰存还主编了享誉海内外的《词学》丛刊。参与文学传播活动时间之长、主编刊物之多,令人感喟施蛰存的多元趣味与追求。

我不知道施北山是谁,也不知道季子是谁,写信去问。施先生回信说:“我小妹:施北山当然是我,季子是老友周退密。”接着又说:“你的戏成功了,有多少经济效益?”那时,我写的木偶戏《迷人的雪顿节》获得全国少数民族剧本的团结奖,经济效益嘛,似乎没有。最后他写:“反面一信请呈你父亲,我连信纸也要省省了。”下面署名“北山”。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一书的编撰者沈建中认为,施老始终保持独立个性,倘有文章引火烧身却从不后悔,如屡受挫折也无所畏惧。他虽饱受劫难,却能将生死看得很淡,也颇讲究养生之道。他不委屈自己,有滋有味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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